据媒体报道,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携一份“投诉状”到中国来,“投诉状”的内容是批评中国乒乓球队一些选手缺乏职业素养,在一些国际赛事中躲避记者采访,或是回答问题消极,敷衍了事。国乒人士闻过则改,雷厉风行。前不久,国乒女队在上训练课前,集体坐在场外长凳上,主教练施之皓一声号令:“记者朋友们,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采访,运动员接受采访,本是分内之事,何以“受宠”以至“若惊”?不过笔者确实目睹过不少记者采访运动员受到冷遇、被尴尬地晾在一边的情景。今年两会期间,香港记者闾丘露薇采访刘翔未成,曾在她的博客中感叹说,采访刘翔比采访国务院的部长还难。闾丘露薇是著名记者,连她都叫难,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国乒女队队员列队等候记者采访,让老记者们“受宠若惊”,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在中国做一名体育记者不易,因为采访明星人物很难,而且名气越大,难度也就越大,这在体育记者圈子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这与运动员年龄日益年轻化,加之从小进行封闭式专业化训练、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阅历不足,因而不善于以至害怕与记者交流有关;但一些部门以保护为名,将运动员与媒体严格隔离开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人看来,采访仅仅是记者单方面的需求,接受采访,是善待媒体,不接受采访,是个人的自由―――我们不是常听到召开新闻通气会,向记者通报情况是“为记者服务”这样的说法吗?不知道有没有运动员这样想过:我们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我们的训练设施、训练装备,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纳税人出钱提供的,所以我们应该随时把我们的训练、比赛情况向纳税人汇报,这是我们的义务。
沙拉拉一纸“投诉状”,国乒队立刻行动起来,这或许与沙拉拉的国际乒联主席头衔有关。但时常给记者冷遇的绝不止是国乒队员,不知国际乒联主席的“投诉状”能否让其他项目的运动队也行动起来。顺便说一下,笔者听很多在海外执教的中国教练说,外国运动员的训练尽管是自掏腰包,但从不敢怠慢媒体,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的运动生涯是要靠纳税人的支持才能够继续下去的。相比之下,我们的运动员虽然从一开始就是在纳税人的支持下从事训练的,但却缺少这种意识,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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