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天飘然而至,我特为他做了红亮的芙蓉肘子,他笑嘻嘻地坐下,并不看一眼一向爱吃的东西。我忽然察觉到面前不是晓天,而是他的一副身架,一个影子。我禁不住问他,一辈子爱吃肉的人,如何如此消瘦,肉吃到哪里了?他默默无言,忽地一阵风又飘然而去,只回头说了一句:“老大姐,你要晓得,以后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我心里一惊,挣
回想在他去世前两天,我和非光、伯农一同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瘦得只见脸上两道浓眉和尚发亮的眼睛,真真是骨瘦如柴。他见了老朋友,十分兴奋。我们告诉他,等他身体稍好,约个时间和从前一起工作的几位老同志聚一聚,晓天当即大声说,他一定参加,不能走便坐轮椅。见他精神好,我心甚欣慰,相信他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怎想到,仅仅过去两天,传来夫人李茹哀伤的声音:晓天今日上午8点10分去了!生命原是这般脆弱,无可奈何,他跨入那个永不回头的门槛了!
我认识江晓天同志,是在“文革”之后不久,我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奉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之命,为一批老作家落实政策,去中国青年出版社姚雪垠的临时住处,晓天住隔壁,也赶了去。他那时大约50出头,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对人热情,一见如故。我对姚访谈,晓天也参与其中,不时补充或解说一些重要细节。老作家好动感情,说到写《李自成》过程中的曲曲折折、艰难情状,声泪俱下。晓天劝道:老姚,咱们谈话不是诉苦。姚说,不诉苦,怎样谈!你为《李自成》也吃尽苦头,你也该诉诉苦了。
与晓天初识没过多久,冯牧对我说,江晓天愿到研究室工作,问我是否认识?我即说,很熟。以后,与晓天一起共事,达几十个年头,彼此了解,友情深厚。
与姚雪垠接触渐多,每谈《李自成》的创作情况,老作家必提江晓天:“晓天是识我的伯乐啊!”还说,晓天为他继续完成《李自成》的创作“指了方向”。姚雪垠后来调京,住复外大街,部级待遇的大楼,我去看望,他兴奋地说,受了一辈子苦,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竟“一步登天”。晓天说,这是《李自成》给你带来的好运。姚说,这份福气也应分一半给你晓天。姚雪垠谈起《李自成》创作、出版过程,自道可以写一部书,书名叫《苦难的历程》,晓天亦是“苦难”中的重要角色。
上世纪60年代之初,姚雪垠写出《李自成》第一卷,书稿寄给中国作家协会,如石沉大海,半年没有消息。老作家绝望地想,自己是被上头点名戴了右派帽子的人,书稿也许被人丢到废纸篓了。怎想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个老资格的编辑江晓天,天生对文学有着灵敏的嗅觉,得知《李自成》便心向往之;早年他曾读过姚雪垠的旧著,很赏识老作家的文学水平,当即致函姚雪垠索稿。得姚回信,便径直去作协,终于从某人手中拿到。40万字,一口气读完,果然是一部上乘之作,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氛围,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这样的书,若被埋没,是无天理。
但是,晓天意识到姚雪垠的境况,为此人出书是要冒风险的。而他自己的命运也还处于低谷,只因在一封家书中,为那“三年困难”饿死许多乡亲发了一句牢骚,被人拆阅,竟招致大祸,戴上“右倾”帽子,降职、降级、留党察看。文学部主任的职位既被撤掉,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但毕竟是老编辑,凭着炽热的责任感,自信这价值无限的文学财富,不能从自己手中溜走。便甩开精神压力与可能发生的障碍,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找到毛泽东几次提到李自成这个非凡的历史人物。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不是草寇之辈，正是毛泽东赞赏的“我国几千年农民革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晓天先吞下一颗定心丸。
江晓天肯定了这部大著思想艺术的高超,却仍觉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商榷、修改――他一向严格遵循的是,编辑的任务,就在于“出书之前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作者把作品改得更好”――于是便一头扎进史书里,《明纪北略》、《清史传》以及明史、清史演义等等,深夜孤灯,边阅读边思考。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致函姚雪垠,说“稿子基础好,拟采用,但要修改。”
姚雪垠曾对我说,他收到晓天信,大喜若狂,当即报告湖北省文联有关领导人,取得同意,又当即答晓天,希望派人来谈。晓天见信,产生疑虑,自己是背着沉重处分的、一个尴尬屈辱的角色,怎能担当这出使的任务?未料,社和室的领导,连稿也未看,即命晓天去。
1962年,春节刚过,编辑部给晓天买了一张火车坐票,晓天便匆匆上路。夜寂人倦,通宵无眠,第二天下车,昏昏沉沉,肌肠辘辘,费了不少周折才见到文联领导人,找了一个歇脚的地方。到了傍晚,才到大食堂,见到从未晤面的姚雪垠,这位作家的头发全白了,但“红光满面,气宇轩昂……一边用餐,一边高谈阔论”。晓天顿悟,无怪乎被打成右派,还能在极其艰难的逆境中写出好作品!姚雪垠也曾对我说过,用餐时有人和他耳语,隔桌用餐的那位瘦弱的陌生人,就是专程来谈《李自成》的。但那时江、姚都晓得,应先通过领导同意,两人才好直接交谈。
到了第二天,晓天才得以登门造访姚雪垠。第一次相见,便谈得十分投机,连谈三个半天。之后,晓天又建议把姚雪垠请到京城安心修改。此间,为精益求精,晓天又专访吴晗、阿英等专家,请他们阅读书稿、提供意见。吴晗还约请晓天到他的书房谈了两次,晓天又陪姚雪垠去吴家听取意见。吴晗对《李自成》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极为赞赏。姚雪垠在京足不出户,一气呆了一百多天,和晓天朝夕交谈,时有争论,有时面红耳赤。在争论中,二人的思想观点更加贴近,他们的友谊也“正是在争吵中建立起来的”。
《李自成》第一卷终于在1963年夏得以出版,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影响。第一次印了10万册,不到半年又加印10万。1964至1965年又扩大印数。文学大家姚雪垠的大名满天飞了。
晓天立下汗马功劳,并未换来命运的转机,却又遭受史无前例“文革”动乱的折磨,“中青”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赫然写着:江晓天勾结姚雪垠和吴晗,利用明末农民运动妄想造
反。姚雪垠自然在劫难逃,批斗、抄家……进行中,忽然罢手,有消息传出,毛泽东看了《李自成》，很赞赏,关照有关方面保护作者。晓天听说自是兴奋不
已,但无确切根据。他和姚雪垠都下了干校劳动改造,从此不通音讯长达七年。1972年某日,晓天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回出版社,参加复业准备,抓几部好长篇。形势变化始料不及,要抓长篇,晓天首先想到《李自成》第二卷,他自信姚不论在任何境况下,也不会停笔《李自成》的系列创作。因此,甘于再冒风险,向领导建议,须去武汉再访姚雪垠,争取得到《李自成》第二卷。领导即把这一任务交给晓天。
于是,晓天手持一封简单的介绍信,又匆匆上路。到了武汉,眼睛糊着血丝儿,一身风尘,像一个逃犯,竟然投宿在一个骡马大店,嘈杂、肮脏,8个不明身份的人挤在一起!堂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如此待遇!
“他为我的书,屡屡受苦,坚韧不拔,我的心既喜又悲,禁不住流下眼泪。当即把他请到我的陋室,嘱咐老伴做几样好菜,备一壶藏之久矣的好酒。晓天听我说《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已成,酒量大增,连连举杯,我大声朗诵杜甫诗句:‘主称见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是姚雪垠对当时的记述。
那时,仍然风云莫测,形势严峻,《李自成》二卷即使到手,能否顺利出版,江、姚心中都无底。此刻急欲弄清一件事:毛主席对《李自成》及其作者是否有过指示?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指示”的具体内容,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原任湖北省委书记、刚得“解放”的王任重给姚雪垠写信告知:1966年8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王说: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李自成》写得不错,请他继续写下去。)当时,尽管具体情况不明,晓天反复思考,又大胆心生一计,建议姚雪垠给毛主席上书,姚亦同意。这一着,姚雪垠也作过描述:“这件事非同小可,晓天和我‘策划于密室’,绝对保密,不透露一点风声。”
唉,晓天命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也是晓天作责编的、陈登科长篇小说《风雷》,被姚文元定为“大毒草”,人民日报发了大篇文章,罪名是:陈登科利用小说反党。江晓天也难逃厄运,诬他参与“黑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批斗、抄家、关押,简直没有活路。祸不单行,在人生路上,又遭遇最致命的打击,他唯一的在海军文工团的21岁爱女,遭遇车祸身亡,他和妻子李茹痛不欲生……
也正是在这生死交关的时刻,传来姚雪垠给毛主席上书得到的批语:“给他提供方便条件,让他写完。”这消息,仿佛是拯救晓天灵魂的灵丹妙药,他想,为《李自成》没有白费心血!为“中青”又出一本好书,他尽到责任了。但二卷书稿不在手,“中青”尚未复业,情况是否有变,也难预测。
毛主席的批示,给中青社带来巨大鼓舞,此时此刻出版领袖赞赏的好书,无疑给出版社复业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但此时,二卷书稿已被张春桥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怎样才能把书稿重新索要回来,成了颇为棘手的问题。此时晓天已离开中青社。中青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左思右想,还是得请他回来斡旋。
这神圣的使命,毫无疑义又历史性地降给了江晓天!出版社为他买好北京飞武汉的机票,同时告知:“明早7点半,车已派好。”
这个情节,也须听听姚雪垠对我的描述:“我一点也没料到老江此次来是那么风光,坐的是大飞机啊!眼睛也不见血丝儿了,只是下机之后,两眼紧紧盯着我……”
“为什么盯你?”
“他没有料到我会到机场来接,而且还有市文教局局长。”
“是‘中青’通知你们的吧?晓天不知道……”
老作家摇摇头:“哪里!我压根儿不知道晓天忽然飞来。我们得到的通知是来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同志。可是韦女士没有老江动作快,未赶上这班飞机。”
我问:“晓天怎样应对这局面?”姚说,老江不愧是具有智谋的老编辑,当即成竹在胸。我们邀他去宾馆,他说:“此行是看老朋友老姚,就不住宾馆了。”姚此时亦心领神会,说:“老江就到我家住嘛!”到了姚家,晓天未喝一口茶即说:“在这关口上,必须你拿主意,我想你是不会让老朋友空手而归吧?中青社二卷到手便可复业。”
姚雪垠心存疑虑:张春桥既有指令,怎敢抗拒?但从感情上说,应当交给晓天……他想不出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奈何!
翌日,韦君宜款款来了,手持“尚方宝剑”,自信得稿如探囊取物(但也多少觉得棘手,《李自成》是中青抓的,责编江晓天已先她而来)。晓天理解老姚的难处,于是两位知心朋友再一次“策划于密室”,晓天经过反复思考,又想出了点子,建议姚赶写两封信,由他带回北京,一封给张春桥,一封给出版总署负责人石西民。信内把中青与他创作《李自成》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晓天分析,中青社是团中央管的,而团中央的头头是张春桥、姚文元的铁杆谢静宜,如果批准中青复业,《李自成》便可出版,又何必坚持给人文社呢?姚赞成晓天分析的合理性,在晓天面前变得温顺,深夜挑灯,充满感情地写出两封信。
晓天回到京,即口授中青的同志给中央打申请复业的报告,强调《李自成》第一卷是中青出版,第二卷全部稿子中青也都已看过,对全书系列的构思、意图甚是了解,而且一直与作者保持联系,协助修改、完善……报告呈团中央又转党中央,不到三天就批下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都画圈同意。《李自成》二卷理所当然归回中青了。
江氏晓天大任告竣,正欲到新的岗位,中青领导又竭力挽留,姚也坚持把江晓天借调回北京,继续帮助他修改、定稿。姚再次进京,住中青幸福村1号楼宿舍,仍与晓天隔壁,晨夕相见,频频交谈,《李自成》二卷从作者交出初稿的1973年到1976年初夏,终于改定。到后来,把姚调来北京,从此安身立命,安心创作,完成《李自成》系列,直到生命的终结。
江晓天和姚雪垠的关系,可谓志同道合。姚雪垠驾鹤西去,晓天常思念、伤感,曾对我叹道,他们是患难之交,并说:“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说:“晓天,作家中,你的知己不少啊。曾记否,陈登科来我家吃饭,你和冯牧陪坐,谈及你受处分的不公,老登愤然喊道，老江为我受过大难,我陈某必为他‘两肋插刀’!老作家柳青也曾对我说过,晓天是他的亲密兄弟。”
晓天的知己多矣哉!
2009年3月江晓天（右）和姚雪垠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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