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传统与“超越”哲思
陈启云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撰文指出，数十年来，国内讨论中西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常引用的理念是所谓“超越”，认为西方思想和信仰具有“超越性”，东方思想和信仰缺乏“超越性”；或认为西方的属于“外在超越”，中国的属于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与方法论反思
《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学术文章，从多个角度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觉与方法论问题。邹吉忠从知识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学术自觉的逻辑进程和内在动力，并围绕学术自主创新和“学术发动机”问题，提出学术自觉的新思路；沈湘平从宏观层面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反思性不同于自我意识上的反思，它指向作为整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无意识前提和社会基础，只有对这些表现为不同场域的决定性机制的分析与批判，真正的学术自觉才有可能；刘怀玉则从一个微观层面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再中国化”，就是要站在中华民族所肩负的世界历史新的时代使命的高度和着眼于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亡的高度，来回答与反思重大现实问题；唐正东从另一个微观层面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文化批判线索，和这一理论谱系中的经济学批判线索虽然都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但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具有某种局限性，透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两条理论线索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传统形而上学重建的合法性根基
陈红在《学术交流》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不断的“还原”获得对世界统一性的认识。这种“还原”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以虚幻的、抽象的概念来把握“流动的实在”，势必扼杀事物的丰富性，从而造成对事物的歪曲；第二，它注重外在对象的客体，却忽视了人自身存在的主体，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人的自由和尊严被消解在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正因为传统本体论哲学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加之实证主义的泛化，使得追求绝对基础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20世纪西方的一些哲学家致力于形而上学的重建工作，努力为形而上学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并以此作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根本途径。后形而上学不再追求超验的、确定的绝对基础，而是立足于内在的神圣性或生活世界，将意义还俗化，并将其界定为一个不断被发现的流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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