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月，是各地发布职工年均工资的集中时段。近日，上海、北京两市统计局先后发布上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数字显示，2008年度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502元，月平均工资为3292元，比上年增长13.8%；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与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39867元相比增长了4848元，涨幅达12.17%。而与此同时
于是，人们越来越质疑，“平均工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真实的工资水平？如果仅仅是少数高收入者把这个平均值抬高了，那么平均数的意义又有多大？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8年年薪6616.1万元，一个马明哲相当于1479个北京职工或1675个上海职工。另据《环球时报》2008年发布的数字：中国有106个亿万美元富翁。试想，这占比微乎其微的百来个人，为平均工资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尤其在亿万富翁云集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平均数显然掩盖了工资分配中的较大差异，也难怪一些人感到现实与数字不符了。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平均数”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是，它能够利用所有数据的特征，而且比较好算，是误差平方和最小的统计量。然而，也正是因为它利用了所有数据的信息，平均数容易受极端数据的影响。如果工资呈正态分布，平均工资就等于工资中位数，但在当前，工资呈偏态分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远未达到“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当越来越多极高或极低数据产生时，平均数反映整体平均的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平均工资还决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五险一金”、残疾就业人保障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优抚救济标准、基本养老金和退休费发放数额、最低工资标准等，都是以“平均工资”作为重要参考。国家司法部门确定人身损害司法赔偿主要依据的也是“平均工资”。此外，平均工资还是计算GDP的重要依据，因为对于那些提供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来讲，由于它们没有提供产品，所以统计部门通常只能用工资来作为该部门的增加值的表现。由此可见，工资收入统计与国家、企业和百姓利益息息相关。平均工资作为重要参照系，代表着方向与速度，倘若它发生了偏差，那么相关制度决策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欧美等国，收入分配的统计早就开始用“中位数”来反应收入分配状况。中位数顾名思义，即将一组数据按大小依次排列，把处在最中间位置的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中位数不受偏大和偏小数的影响，当一组数据中的个别数据变动较大时，中位数更能表现这组数据的集中趋势。从这个角度讲，中位数收入，才能真正反应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也才是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真实体现。
然而，“中位数”为何在我国迟迟不被采用？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向媒体解释，“如果能够同时发布工资中位数，可能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但中位数的统计需要知道每一单位里每个人的工资，现在企业只上报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统计局无法计算中位工资，只能用平均数。”的确，一方面，我们不能强求统计指标、口径与发达国家一模一样，一则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二则收入分配领域的暗箱操作、征信系统的不完善，也客观带来统计的困难，而这并不单是统计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寄望于各项改革的深化。另一方面，从统计担当的责任来讲，也需要更为主动地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真正用发展与创新的思路为经济把脉，为决策献计。
其实，现实生活中，不只是平均工资，平均数的概念已无所不在。
笔者近日又收到一份资料，上面记录着：2007年北京市城镇户均年可支配收入为65967元，当年底平均房价是每平方米15162元，按照户均100平方米计算，则房价与收入之比为23∶1。其中，用了三个平均数――平均收入、平均房价、户均面积。笔者以为，比照现实生活，仅户均100平方米这一数字就有待商榷，而至于用三个平均数算出的比值，恐怕就更要打一个问号。此外，您走在商场，会听见售货员说本店商品均价多少；您去选择基金，对方会不厌其烦得讲解平均收益率；您去参加会议，会听见企业老总炫耀员工的平均学历、平均年龄……
曾几何时，许多人鼓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识之士就指出，不能只看总量，求解中国问题要多做乘法和除法，这无疑是一次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而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伴随着新矛盾的涌现，仅仅做乘除法已远远不够。相信未来，“平均数”的话题将继续，还将继续的是我们科学统计与科学决策的不尽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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