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夏德副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方祥生摄
“我主张从全球的角度,去认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我们更应该强调‘同一个世界,同样的责任’”,维也
他说,去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交织、紧密联系的世界,地球任何角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都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许多欧洲学者指出,欧洲经济还在下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就业形势还会继续恶化,失业加剧可能影响欧洲的社会稳定。可“屋漏偏逢连阴雨”,近日又闹起了甲型H1N1流感。我们当前的体制,面对单个问题如银行危机时,也许还能应付。但如同时出现几个严重挑战,是否也有能力同时应对,就需要打个问号。分析欧洲的困境,对比中国的发展,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中国的发展同样面临种种挑战,但中国政府能理性地分析各种问题,尽可能找到最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带领着13亿人,在短短30年里创造了奇迹。而欧洲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国界线在消失,泾渭分明的阵营不见了,我们迈入了一个相互交织和密切合作的时代,需要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是按19世纪、20世纪那种旧思维、老方法来重建那种导致数千万人丧身的一味强调国家利益的旧体制,还是转向创立一种跨民族、跨国界的机制,为全球人民带来福祉?欧洲学者和政界的认识是一致的,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证明,一个大一点的构架更有能力应对危机和挑战。但许多欧洲人仍在反对欧盟,这表明欧洲政界未能准确、有效地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化为民众的行动。中国的体制允许中国领导人以超前的意识,来规划中国的未来,从中长期来考虑一些政策措施。但欧洲国家的政要一般年年都面临选战,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被选举牵着鼻子走。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一些小问题能及时化解,不会酿成大祸;缺点是约束了政要的目光,使他们只关心眼皮底下的事,忽略了长远的考虑。
李夏德副教授表示,作为一名老师,他一直主张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交流。通过交流来增进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尊重。只有先了解,再分析,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我们培养学生,不是培养学生的记忆力或背诵能力,而是希望他们能接受、传承和发扬一种“责任体制”,一种注重交流、合作和利益平衡的“责任体制”。一味追求本民族或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必将导致失衡,导致动荡。20世纪,欧洲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控制了战争,维护了和平。欧盟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平衡体”。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带领13亿人克服贫困,走向富裕。这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相辅相成的。
要将我们的经验纳入新的国际体制,核心是教育,是培养“负责任的下一代”,帮助他们走出小家、心系国家、放眼国际大家庭建设。同时,要留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在这些大问题上,我们的利益和责任都是一致的。
(本报维也纳5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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