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三种类比法的比较研究
黄朝阳在《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在中外逻辑史上存在着三种类比：中国古代类推、亚里士多德类比和传统逻辑类比，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从思维的进程看，三种类比都是从特殊到特殊的过程；从推理的根据看，三种类比都要
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探究与省思
《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刊发了一组学者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郭齐勇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自觉的自识，即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同时借鉴国外的治学方法，加以创造性转化；徐洪兴主张研究中国哲学首先是取法要正，即对中国哲学正视和正说，从正面来研究我们先人的思想，而不是戴上各种各样的“眼镜”；潘德荣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典诠释学”方法，这是对理论的出发点及其整个发展历程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在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的，因而包含着某一理论原本不具有的新因素；陈少明提倡中国哲学史著述中的反思性方式，即在叙述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把哲学思考的方式也带给读者。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方朝晖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学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事实上，“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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