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史的出现被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和意大利的这一历史研究范式，几年之后，即突破学术的高墙，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它一路走来，在众多的领域，打上自身的痕迹。它兴起时，我国尚在封闭之中，待它影响广泛，恰逢中国“国门洞开”。十年间，我国的日常
以人为中心：城市史研究方法的转型
暮春，起自上海，移师杭州，收于富阳的“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东亚的城市生活史”学术会召开。清山秀水中，微微细雨里，来自欧美、澳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及内地的学者，一改过去城市史主要集中于宫廷坊市空间的研究路径，从复原和绘制“城市地图”，转向关注城市的日常生活史。由此，一幅瑰丽的东亚古代城市“清明上河图”徐徐铺展开来。
正如葛兆光教授所指出的：“过去，我们常常从文献和遗迹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从考古发掘材料来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筑，通过复原想象当时的城市空间格局，通过城市发展讨论社会、经济和生活，现在，我们则希望城市史把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都糅进来，把生活、艺术、文学资料都引入这一领域。因为东亚城市的发现和文献很多很多，仅仅以中国为例，不要说从二里头到长安，只要看现存文献，像《长安志》、《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看各种图像，比如《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皇都积胜图》等，就知道这将是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从这种思路研究古代城市，可以综合考古、文献、图像甚至文学作品，绘制出生动的都市风情画卷，使得古代城市不再是寂静的‘空间’，而是有‘人’住的、会发‘声’的、有‘图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场所’。”
葛兆光所表达的学术追求，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复旦大学王振忠通过《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从琉球官话课本切入，再现了明清福州社会生活场景。捷克查理大学罗然的研究，引领人们透过文学的幔纱，窥见齐梁都城建康，丰富了对文学价值的理解。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将视点从长安城里的宫殿宫廷移开，落在了城市中的另一类特殊的生活场所“甲第”上，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生活在“甲第”中的人。中研院史语所邱仲麟的研究，由清代北京用煤的生活细节开掘，引发出其与环境生态问题的关联。北京大学唐晓峰对公元16世纪50年代北京外城修建这一历史事件，作了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认为：北京外城，在皇帝的辇毂之下，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宽松的空间。它既是京师的一部分，又有别于皇权景观自身的森严；它既获得京师优势荟萃的地位，又保有一般城市社会的自由与活跃。内外城之间的城垣分别出两个城区，造就两类城市生活。外城的存在，调整、缓和了京师的森严气氛，增加了京师城市社会的世俗性、丰富性。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的《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中研院史语所巫仁恕的《从游观到旅游――16到20世纪初苏州旅游空间的变迁》，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的《白下琐言：19世纪的南京记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的《城市、空间、信仰：安溪城隍信仰的越界发展与功能转换》等论文，无不显示日常生活、世俗生活在历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
城市史研究方法的转型，影响是深远的。“我觉得，中国过去的史学研究未曾走出通论、通史、概论那种教科书式的窠臼，从而导致了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城市生活史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恰恰是在中国，尤其是在内地需要着力发展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在城市史领域，在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从丰富的细节切入，通过丰富的细节去探讨更大的背景。”葛兆光说。
城市史研究方法的转型，正使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更多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的综合，沟通了不同学科的界限，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正在连接起来，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开始被生动立体地再现，史学研究的大门正在徐徐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事件敞开，研究内容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文化与生活正在回归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家园。
问题意识:城市生活史研究的灵魂
为观察今天的城市生活提供很好的经验、对照和参考，是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长达两年的酝酿准备期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和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长达成共识：尽管现在国际“金融海啸”把人心搞得惴惴不安，尽管现代之后的城市也让人对于城市生活充满怀疑和忧虑，但是当我们回望东亚与中国城市生活的历史时，却仍然对未来的城市生活抱有信心。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城市化，那么，尽管“现代性”已经受到种种非议，但是，它毕竟使生活从传统走出来，特别是当我们回顾“一千五百年来东亚的城市生活史”，在中古都城长安、洛阳、奈良、京都、汴梁和近世城市临安、大阪、苏州、广州、上海中，还是可以体会到这些曾经繁华和仍然繁华的都市给历史带来的深刻变化和给生活带来的无穷乐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指出：从方法论角度讲，无论是城市生活史还是历史学其他领域，都是试图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变化的窗口。选择琐碎的、司空见惯的世相做研究主体。头脑敏锐的学者，绝不会满足于了解细节，背后都有很深的问题意识，都与重大的理论问题有牵涉。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对研究主体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同时，也要不断反思自己。见到树木，也要见到森林，有意识地与宏大主题研究的学者对话。“在仍然需要现代城市生活的中国，‘前车之覆’之后可以有‘后车之鉴’，即当后发国家了解到现代西方城市化弊病（如污染、犯罪、拥挤、人际关系冷漠等）后，恰恰可能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寻找避免城市化的现代性弊病的途径。如果东亚或者中国真的能做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倒不失为向世界提供了另一条现代化的城市道路。”这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始终无法释怀的。无论是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以我国西北一些城市的现状为依据，发出关于在新一轮建城热潮中珍惜、保护城市历史记忆的呼喊，还是来自欧洲的学者罗然表达对中国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历史记忆的关切，都表达了历史学研究强烈的问题意识。
城市生活史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有如一盏聚光灯，使城市生活史研究熠熠生辉，生机勃勃。
在中国城市生活史研究领域中，集结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这当中，汇聚着历史、地理、文学、思想各个领域诸多成就斐然的学者，他们的加入，预示着中国城市生活史研究正在拓展着国际化的新境界。在这一领域，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视野上，中国研究与世界研究的界限在淡去，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开始清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为城市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在这样丰富的、复杂的资源中做出成绩，就能提供西方城市研究不能提供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自立于世界历史学研究之林。”葛兆光道出了中国学者心中的抱负。
丰富的古代日常生活史料为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保障，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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