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1524―1596），号天台，黄安（今湖北红安）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归为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耿定向是活跃在阳明后学时期讲学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推动了当时的讲学运动，并且注重纠偏救弊，有利于社会风俗的改善，其部分思想主张成为东林学派的先声。
耿定向一生分别在京师、南畿（留都
由于张居正禁止讲学，加上王阳明的弟子等讲学主将先后谢世，这一时期的讲学开始转入低潮。因此耿定向及其一批弟子的讲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形成局部的讲学复兴之势。在南京时，他与罗汝芳、王畿等体学认道，积极参与大型讲学活动，还创办崇正书院，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学道者，成为当时讲坛的中心人物之一。
由于耿定向的提议，其弟子萧继忠等重修黄冈的问津书院，一时间聚集了众多的从学者，声名大振，学风蔚起。耿定向还联络黄州各县的学者，兴建书院，讲学传道，颇有声势，如顾问、顾阕在黄梅，瞿九思在广济，周思久、周思敬在麻城。耿定向在黄安的天窝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人士如何心隐、焦?、李贽等前来。偏僻之乡，一时闻名遐迩，学者云集。耿定向在家乡里邑的讲学，从游众多，影响久远，“盖公没后，抱公遗经为世名卿及名师者不可胜数。吾友瞿元立守黄，谓黄之人有质雅而好修者，不问知其为耿公之子弟与其弟子也”（光绪《黄安县志》卷九）。
在讲学过程中，耿定向以其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人，包括他的友人周思久、吴心学、李?之、诸南明等以及弟子周思敬、焦?、刘元卿、管志道、潘士藻、邹聚所、萧继忠、秦仪凤、刘承烈等。他们有的在学术思想上与之相契，有的在讲学方面开创了新局面。管志道强调“修”：“圣学始于悟，终于证，悟证之间则有修”。这与其师平实的风格一致。刘元卿不仅在学术上与其师一脉相承，而且热中讲学，堪称阳明学派讲学的后劲。他主持家乡江西吉安府安福西乡的讲学，倡建复礼、识仁、中道三书院，讲乡约，举“家会”，还参加著名的青原大会、白鹭洲书院讲会，并曾主持徽州永新的明新讲会和湖广茶陵的茶乡月会。这都说明耿定向在传播学术、培养人才方面卓有成效。
阳明学发展到此时，出现了种种偏向，尤其是“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出现了狂禅派，王畿、罗汝芳、李贽等人成为狂禅思潮的代表。他们以禅入儒，又以儒入禅，有的甚至“荡轶礼法，蔑视伦常”。耿定向以拯救阳明心学为己任，保持儒家的立场，对佛、道二教保持一定距离，主张“佛儒同一，佛为儒用”，以佛书阐儒、补儒，舍弃佛教的宗教修持及宗教仪节和以寂灭为宗的教义。他对杂入佛道二教的人直言不讳，与王畿会晤时当面揭示其“拜胡清虚别求住世法”的行为，认为王氏有相信道士方术之嫌（《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八《观生纪》）；认为邓豁渠的邪说是“近日谈禅者”之病根，谓“邓老绝情断性无人道矣”；友人胡直曾“闻邓氏读禅理”，后来“窥孔颜博约之旨，尽弃异学”（《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一《三迁图序》），耿定向对其“粹然一归于正”高度赞扬。耿定向“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由于担心李贽的怪诞言行和狂禅习气会影响里中子弟，便与之展开辩论，甚至绝交。作为官员、乡绅的耿定向对这种风习不能不有所顾忌：“近为乡里后生之耳目，远为四方友朋之宗依，正身齐家居乡治官者一毫不慊于本心，而曰自求解脱以图快活，吾不能矣。”(同上，卷六《与同志》)
耿定向意识到王学自身的弊端后，试图在对其进行反思补救的基础上“卫道”。他大力提倡道德伦理，改进士林风习。耿定向认识到人们攻击王学“空谈无实际”并非无的放矢，所以规劝同仁“反身自省”，不“虚见空谈”，强调“即事即心”。他赞同罗汝芳的“除却穿衣吃饭别无伎俩”，反对“谈说在一处，行事在一处，本体功夫在一处，天下国家民物在一处”；他也赞同胡直“当官尽职即为尽性”，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而不应只自求性命、视民物痛痒与己无关。在理论上，耿定向将孔子之“仁”、孟子之“义”、朱子之“主敬”、王阳明之“良知”相提并论，称“由仁而义而礼而智，各举其重，实则一贯也”（《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卷四）。尽管身为王门后学，耿定向却对程、朱褒扬有加：“盖自阳明致良知之说一出，近世但是谈学者都知驳刺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之为支矣。今考其青天白日之履、泰山乔岳之气、继往开来之心，如此豪杰，顾曾见几人哉？”（同上，卷六《与?黄冈》）
耿定向的讲学略早于东林，与东林人士曾有过从。高攀龙曾说：“平日私心不大服耿先生，不知其秉教铎乃端正如此”（《问辨牍》卷四《答高大行景逸丈文》。正是耿定向的这种维护伦理道德的为学宗旨，以及明德应从亲民处着手、尽性须对工作尽职尽责的体道途径，平实而“不尚玄远”，使之与有强烈卫道意识的高攀龙、邹元标等东林学派代表人物相衔接。学术思想上的某些一致，也体现出耿定向对东林学派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耿定向对王学的反思堪称东林学派的先声。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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