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到来,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全球气候变化。近年来,世界各地人们的一个共同感觉是,温度升高了,热浪、洪水、干旱等极端自然灾害增多了。人们的这种感觉得到了科学家的印证。自1850年有了对地球表面温度的仪器记录以来,近10年属于最暖的年份。在20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6摄氏度。联合国气候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寄希望于今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希望会议能就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一些协议,采取一些行动。气候专家指出,目前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百万分之390,如想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浓度不能超过百万分之450。要实现这一目标,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须比1990年减少50%,工业国需要减排80%。目前,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
1990年高15%,而且还在增加,估计到2015年会达到排放高峰,此后才会逐渐回落。
然而,围绕哥本哈根会议文件的准备和起草,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各种力量在台前幕后的较量和各种利益的碰撞。较量的焦点之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权之争。欧盟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早在2007年就决定,到2020年欧盟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二氧化碳20%,节省能耗20%,再生能源要占能耗的20%。如能与其他工业国达成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欧盟可以减排二氧化碳30%。欧盟借此举起了引领气候保护的大旗。但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对气候保护不感兴趣的态度,宣布到2020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要比1990年减排80%。他同时利用应对金融危机,提出刺激计划的机会,至少将4000多亿美元投向电网改造、改善旧房保温性能、发展再生能源等气候保护项目,以实际行动来参与气候变化的领导权之争。
日本、俄罗斯也表示要在年内宣布各自的中长期减排目标,表示出对参与领导气候变化的兴趣。因为谁都明白,气候保护是个新领域,谁掌握了领导权,谁就能主导该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
较量的焦点之二是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认为,保护气候,他们可以先行一步,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也应承担可核查的减排义务。发达国家要防止本国企业迁到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就业减少,但全球排放总量却未减。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毫无节制地排放了几百年。如今,工业国家的人均排放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到几十倍。欧盟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一年就超过40亿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样义务是不公平的。他们提出,他们承担的义务不能影响其经济发展;发达国家要提供节能减排技术,来帮助其履行减排义务。
全球热带雨林资源的90%在发展中国家,森林和农作物能吸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40%。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承认他们对全球减排所作的贡献。不久前在印尼召开的海洋国家会议也提出,海洋每天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额巨大,贡献也应得到承认。从目前情况看,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就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减排义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专家们试图寻求一种折衷方案,即就某些行业达成统一减排标准,如电力部门。因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35%来自电力部门,而欧美日中印5家的燃煤发电,要占全球燃煤发电的80%。
较量的焦点之三是技术改造的费用从何而来。欧盟表示,其从2005年起对排污企业试行排放权管理,有1.2万家欧盟企业参加。2012年后,至少60%的排放权将拿出来拍卖,企业可以竞购。按目前设计,1吨排放权的成交价应在20到30欧元。欧盟计划每年拿出3亿吨排放权竞卖,每年所得60亿至90亿欧元可以用作技术支持。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准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中国家指出,要实现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按专家估算,在2030年前每年需要投入2000亿至3500亿欧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能够从中受益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与这个巨大的市场相比,即使发达国家将排放权竞卖所得全部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也显得微不足道。
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环保运动和绿党的兴起,欧洲国家开始大量投资环境和节能等“绿色技术”的研发。现在正是这些技术日趋成熟,走向市场的时候。因此,当他们举起“气候保护”大旗,制定种种排放标准时,发展中国家在承认其对环境贡献的同时,难免在心底对其这样做的真正动机画个问号。因此,要想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取得突破,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更多诚意,需要赢得发展中国家内心对他们的信任。一味对发展中国家施压或玩点雕虫小计,可能一时得逞，但从长远看,对全球气候保护大业是不利的。
(本报维也纳6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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