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一批左翼进步学者以《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与对手展开理论交锋，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的机关刊，参加论战的主要人物都是“农研会”的
一、源于论争成于调研
“农研会”是著名左翼学者陈翰笙于1933年底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它源于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是在陈翰笙领导的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共产国际内部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时任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部长马扎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采取了错误的革命方针和政策，因而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农研会”创始人陈翰笙当时正在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与马扎亚尔存在严重分歧，“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缺乏充分的理由和实例，陈翰笙难以驳倒对手，这促使他产生了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念头。从1929年7月到1934年7月，陈翰笙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利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机会，组织人力先后对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等地农村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还开展了对东北难民和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的调查。
这些调查为“农研会”提供了学术基础，引领了研究方向，培养了会员中坚。后来“农研会”开展的农村调查研究，或是这些调查的延续，或是调查方法和手段的继承。薛暮桥、张锡昌、孙冶方、王寅生、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等人与陈翰笙具有同乡之谊，他们受陈之邀，参加了三江流域调查和社科所的工作，由此进入农村经济研究领域。这批左翼青年在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以后，立即谋划成立新的研究团体，“农研会”应运而生。
1933年12月，陈翰笙在上海以以上骨干为基本力量，并吸收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社会名人，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发起成立了左翼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8月，该会举行扩大会议，选举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孙晓村、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为理事。从1933年成立到1951年解散，“农研会”参与和见证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工作重心和会址数度变迁，经受了无数的考验，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巨大的社会影响。
二、驻留上海成就辉煌
从成立直至1937年底上海沦陷，是“农研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934年4月以后，“农研会”会址设于上海“法租界蒲柏路赓馀里18号”，在这两间里弄房子里，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宣传阵地的拓展是“农研会”的首要工作。该会成立之初，由陈洪进主编，向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提供会员寄来的“农村通讯”稿件，《新中华》为此专辟“农村经济研究”专栏。同时理事会积极筹备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这就是1934年10月问世、由薛暮桥主编、后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农村》月刊，到抗战前夕，一共出版了三卷，从第3卷第8期后改为“战时特刊”半月刊。“农研会”还从1934年4月起，编辑出版了一份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农研会”的理事和会员还为《东方杂志》、《中华日报》等报刊撰稿、编稿，后来又成立了经济情报社、文化资料供应社和新知书店，建立起多种类、高效率的传播体系。
组织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必不可少。“农研会”由理事会“掌理考核会务及对外接洽等事宜”，一般趁陈翰笙回国和孙晓村来沪时举行理事会。平时只有在沪的理事聚会商讨《中国农村》月刊的编辑、组稿以及审查新会员。初期会员大多由理事推荐，经理事会讨论入会，最盛时期，“会员有一千多人”。“农研会”的经费来源全由会员个人缴纳，陈翰笙常由海外将稿费捐助入会，吴觉农也有几次较多的捐助。
农村调查和研究的推进是“农研会”的要务。《会报》创刊号即规定该会“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底结构为宗旨”，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中国农业经营的形态和性质、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等十个方面。在战前上海时期，《中国农村》结合当时民族危机加深和农业破产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取得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胜利；对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和美国学者卜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论点进行了批判，成为国统区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生力军和左翼思潮的中坚。
三、颠沛各地艰难图存
从上海沦陷至抗战胜利，“农研会”总会几度颠沛流离，《中国农村》经历了停刊、复刊、禁刊的波折，人事多次变更，但该会同仁秉承会旨，艰苦工作，在各地均留下了深刻的活动轨迹。
1938年底，“农研会”和《中国农村》编辑部根据政府的命令和战局的变化，从上海迁移到了南昌，出版“战时特刊”。未几，南昌受敌威胁，编辑部进驻长沙办理编辑业务。不久，薛暮桥又把《中国农村》转移到汉口出版。驻留武汉时期，除了编辑出版《中国农村》，薛暮桥、王寅生、王易今等人还在汉口举办“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所”，配合抗战需要，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进行农村动员。
武汉失陷前夕，“农研会”和编辑部迁回长沙。武汉沦陷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参加了新四军，《中国农村》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农研会”迁桂林，这一时期其最主要的工作是与各地会员通讯联系。1938年11月1日，由千家驹任主编，恢复出版《中国农村》战时半月刊。1940年夏以后，编辑工作先后由张锡昌、姜君辰和秦柳方负责，从第5卷出版到第8卷第11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摩擦日益增多，当局加大了对出版工作的审查力度，1934年5月《中国农村》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桂林分会禁刊。“农研会”只能通过出版《会报》与会员联系，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湘桂战争打响以后，“农研会”又被迫移至重庆，立即会同在渝的理事和会员将各项工作重新开展起来。“农研会”在数次迁移中与许多会友失去了联系，因此重新联络各地会员是最紧迫的工作。为此，时在陪都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的王寅生提议通过《会报》重新登记会员，将发展新会员的重点从华东各省转到华西各省。为配合发展新会员，在重庆的会友还跟其他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或工作的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农村问题座谈会。秦柳方、王寅生等人还准备变更登记，使先前被禁的《中国农村》在重庆恢复出版，终因抗战胜利总会迁回上海而作罢。
四、余波荡漾终结使命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农研会”回到饱受战火摧残的上海，人员、经费短缺，甚至没有会址，由王寅生会同孙晓村、张锡昌、秦柳方等人设法在上海《文汇报》上开辟《中国农村》副刊，后因内战爆发，出了几期被迫停刊。“农研会”由孙晓村、秦柳方为代表参加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以组织或个人名义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全国解放以后，时在美国的陈翰笙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工作，“农研会”的去留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51年春，在京理事和会员20多人，“借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座谈商讨。多数会员认为该会“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大家参加了新的工作，任务较重，也无力兼顾”，于是会议发表了宣告结束该会的宣言。“农研会”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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