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录公司成为全国清缴整治音像制品专项行动中首批被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隶属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北京文录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曾经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国有音像复制骨干企业，曾经为国内多家光盘复制企业进行过技术和管理培训。这家年产能超过6000万张的光盘复制企业，拥有国内
2009年3月31日到4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治安局联合对北京文录公司进行了调查，执法人员发现，仅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该公司至少复制生产了所谓“性教育”、“艳舞”等低俗音像制品数百种1700多个批次，总数达443.35万张。随后，警方进一步对该公司发货的两家主要货运站进行了取证，其中一家累计运送光盘300多万张，而另一家则高达180吨、上千万张。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底,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文录公司非法复制夹杂淫秽色情内容的低俗光盘超过 1500 万张！
只能用“疯狂”两字来形容这一行为。而在如此“疯狂”的背后，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这一年半中，北京文录公司这家国家重点扶持的国有音像复制骨干企业，竟然完全被一家不法私营企业所非法掌控。
非法“承包”疑云重重
“看到从公司查出了这些低俗光盘，我都蒙了，很惊讶，也很痛心。”6月19日，兼任北京文录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的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社长王笑然对记者说。
“从2004年开始，光盘生产所需的PC料价格从每吨一万七千元骤涨到三万八千元，而且需要现金支付，公司的资金链一下子拉得非常紧。”北京文录公司总经理邢萱说：“到2006年，公司经营已经举步维艰，甚至因拖欠电费被拉闸断电。2007年被承包前，公司已经拖欠了工人六七个月的工资和一年的保险，大约300万元。此外，公司更有高额的债务。”
“对外承包，主要是为了维护稳定，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当时有几家单位找到我们，而这家企业开出的每月21万元的承包费是最高的。”邢萱说。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承包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王笑然和邢萱异口同声地表示。然而，事实却表明，这场“承包”从一开始就疑云重重。
所谓“承包方”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
“是一家音像制品的批发单位。”邢萱说，“他们说自己有订单的支持。”
“通过这次全国清缴整治音像制品专项行动，我们发现，很多低俗音像制品源自一些不法发行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司长李宝中一语道破：“他们从上游音像出版单位购买版号,向中游的光盘复制企业下订单,再通过自己的分销网络作下游发行,实际操控着低俗音像制品生产的全过程。”
原来，所谓“有订单的支持”，不过是“能买来版号”的变相说法。
“在签订承包合同前，我们通过营业执照了解了他们公司的大概情况。”邢萱说。
我们不知道当时北京文录公司和中录总社的负责人通过营业执照审验出所谓“承包方”具有哪些令人信服的资质。经过执法人员调查，这家所谓“音像制品的批发单位”，事实上只是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临时注册的一个摊位。注册摊位的这家皮包公司在完成了对北京文录公司的“承包”之后几个月，便自行注销了。
管理缺位全面失控
“承包方”的注册公司悄然蒸发，北京文录公司的生产线却在急速运转。
“承包以后，整个工厂所有的业务订单都由他们来承接，生产的每个环节都由他们来管理。”邢萱说。除了个别老旧的设备被弃置外，北京文录公司的所有生产线都被“承包方”所掌控。
“‘承包’后，对方在公司的管理层出任职务吗？”记者问。
“绝对没有。”邢萱答。但事实上，当公司“承包”出去以后，公司原有管理人员，除总经理邢萱外已经全部离职，而邢萱每月只到公司一两次，目的是处理公司原有的对外债务，而并不过问生产。不仅如此，包括光盘生产线上压片的负责人、生产调度、公司资料保管员、公司技术负责人等关键岗位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全部由这家“承包方”雇用，工资由其支付，奖惩制度包括是否解雇都由“承包方”决定。
“财务呢？”记者问。
“人家当然完全走自己的账啦，这是人家公司最核心的东西。”邢萱答。
无效“委托”非法生产
一条条光盘生产线在飞速运转。
在不法商人眼中，它们就是一台台牟取暴利的“印钞机”；而北京文录公司的管理者，也将它们视为渡过难关的“救命稻草”。
“我们在双方的承包合同中明确要求，对方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在承包期内出现问题，由他们全权负责。”邢萱说。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当大量文化垃圾经过自己的生产线流入社会时，北京文录公司的社会责任难道是“他们全权负责”的这一纸空文就能推卸掉的吗？
在光盘复制领域，复制委托书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当执法人员要求公司出具出版单位的复制委托书时，却被告知其中绝大部分“暂时找不到了”。而那些能找到的复制委托书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公司曾复制《性爱宝典》3个子系列100个品种，而其中的60个品种只有两张委托书,其余40种甚至连委托书都没有。更加离奇的是，直到2008年6月还在生产的光盘所使用的《性爱宝典》委托书上，委托方竟是早在2006年6月就因买卖版号被新闻出版总署吊销了《音像制品出版经营许可证》的“吉林省长白山音像出版社”。
此外，记者注意到，就在这张复制委托书上，“复制单位盖章处”是一片空白。没有复制单位盖章，那些低俗光盘就堂而皇之地上了生产线。
由此，记者产生了一个疑问：是不是在被“承包”的一年半中，北京文录公司从未给“承包方”拿来的复制委托书盖章？对此，邢萱闪烁其词，回答自相矛盾――一方面坚称北京文录公司的公章在自己的绝对控制下，而自己从未见过“承包方”提供的任何一张复制委托书；另一方面，又“不确定是否在委托书上盖过‘文录’的章了”。如此含混的回答，令人疑窦丛生。
该案已经移交公安部门，随着调查的深入，相信很多“疑团”终会水落石出。
“北京文录公司被非法‘承包’，实际上导致了党和政府对音像行业领导处于真空状态，为了经济利益，将国家赋予的印刷复制权、经营管理权乃至特控资源拱手出让。从这个案子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全行业警醒。”李宝中说。
监管“修枝”发展“固本”
据悉，目前全国共有只读类光盘复制企业92家，光盘生产线四五百条。有很多企业都面临经营困境。在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到在建立健全企业自身、主管主办单位、行政管理部门的层层监管长效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的同时，激发音像出版、复制、发行企业的自身活力，也是当务之急。
“散、滥、弱、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用4个字概括了我国音像行业的现状。他表示，从根本上解决音像行业所面临的困境，除了强化监管，更要在深化改革、繁荣发展中加以解决。
“我们首先要弄清一系列问题――比如，国内音像市场容量到底有多大，需要多少复制企业，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应该拥有怎样的技术标准等，并以此规划音像业的布局。”蒋建国说。
他表示，对于现有的企业，有能力的，可以自己自行联合组建集团；小而专的企业，可以并入现有的出版、发行、报刊集团。同时，将音像电子出版拓展到图书、报刊等多个领域;有条件的，还可以实行跨行业经营，做大做强。“要通过结构合理布局和产业升级，对音像业进行重新整合。”
据悉，6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将召开全国音像出版复制发行工作座谈会，会上将进一步明确我国音像业发展的未来走向。
新闻出版战线执法人员在清点收缴的低俗音像制品。（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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