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起,《中国作家》开辟评论专栏,并且连续发表长篇重要的评论文章,这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件盛事。作为界内的一个成员,在文学批评处于艰难的今天,更视为此乃一项“义举”。
中国有很多文学刊物,但很多刊物都不“喜欢”(更谈不上重视)甚至排斥文学评论。这有刊物方面的原因,也有批评方面的原因。简单地说,刊
《中国作家》和中国许多重要的文学刊物一样,都是以发表创作、特别是发表小说或纪事文学为主的刊物,这些刊物,一般都不吝惜篇幅给那些中篇和长篇小说,为此刊物甚至可以出专刊或专号。但是一般来说,它们都拒绝发表文学评论,更谈不上长篇的评论。它们自有道理,因为文学评论有专门的园地,有《文艺报》、《文学报》,往大处讲,更有《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和为数众多的大学里的学报、学刊。
大家心中都明白,上述那些“大牌”刊物总是人满为患。人们为了职称或别的目的,往往是千军万马、千方百计拥挤着往里冲!再加上那里与世隔绝的、隔靴搔痒的、还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文风……再说下去可能伤人,在这里,恕我不细说了。那么,有生气、更有锐气的评论的生路和出路何在?谁来挽救当前文学批评的颓势?这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刊物,一方面是评论者。
由此我想起过去的两篇文章,发表这两篇文章的两个刊物。那就是发表了巴人先生的《论人情》的天津《新港》和发表了钱谷融先生文章的上海的《文艺月报》,都是以发表作品为主的刊物发表了理论文章。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57年,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岁月!
巴人先生说: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原理了吧!人有阶级的特性,他还有人类共性,“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中的人性啊!”
钱谷融先生说:
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艺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诊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都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
只要了解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再从四十年代末到1957年时的中国文艺理论环境,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言论的分量。发出这些石破天惊的声音的批评家,要有多大的勇气!钱谷融先生在人们庆祝他的九十华诞时谦虚地说他自己“很懒”、“不用功”。但是人们可以看到他当年的智慧和英勇。人的一生能做的事可以多,也可以少,但对钱先生来说,即使少到只剩下这篇文字,钱先生也无愧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他的一篇文字引起了一场不大也不小的文学地震!
庆贺《中国作家》文学批评专栏的开辟,这无疑是它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的福音。我希望批评界以《中国作家》批评专栏的设立为起始,大家都少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少写或不写大而空的新、旧八股文字(我承认,此类文字我也写过),坚决杜绝使用那些粗鄙、丑陋、甚至野蛮的词汇,以切实改变我们的文风。
希望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永远面对生气勃勃的创作实际,面对民众的喜爱和厌恶,务实求真,不事空言;让我们效法批评界的前行者,如巴人先生、钱谷融先生那样,写出充满生气和拥有锐气的、而且更期待着以抗世疾俗的勇气写就的批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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