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似乎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然而发展中国家要是一味地发挥“比较优势”,势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即陶醉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不能自拔,固化于产业链的低端,最终丧失竞争力,并影响经济发展。
实施“比较优势”原则应当区别国际与国内
比较优势原理最先由亚当・
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学说,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斯密认为,国与国之所以会发生贸易,是因为一国所输出的商品一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这个国家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成本绝对地小于其他国家。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只要生产自己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会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举例说,假如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80个工人劳动一年,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90个工人劳动一年,英国生产同样数量的葡萄酒和毛呢,分别需要120个工人和100个工人劳动一年,葡萄牙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但在葡萄酒生产上占有更大的优势。李嘉图认为,葡萄牙可以集中力量生产葡萄酒,英国则专门生产毛呢,然后两国进行交换。原因在于,如果由葡萄牙自己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90个工人劳动一年,而在发挥比较成本优势并进行交换的情况下,只需要80个工人生产一年的葡萄酒就可以交换到同样数量的毛呢。英国虽然用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的生产物(毛呢)只换来80个工人一年的生产物(葡萄酒),但若由英国自己生产葡萄酒,就需要120个工人劳动一年。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上述学说,除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规律之外,还在于他们当时身处发达国家。斯密看到了最初的市场经济的魅力,反映的是最发达国家的心态。而在李嘉图的时代,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其大工业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其工业品冲击着其他国家的市场。同时英国也需要更多廉价的粮食和原料,用以加速其大工业的发展。
把比较优势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影响到欠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最先洞察到了这一理论的弊端并作了深刻的剖析。当时德国经济比较落后,李斯特从这种落后的现实出发,认为斯密的学说错在只有世界(世界主义)和个人(个人主义),没有国家。如果像斯密(也包括李嘉图)设想的那样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则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技术、大量的工业品和剩余资本,欠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尚未被污染的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不设防的自由贸易,英国会进一步成为庞大的工业帝国,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就会每况愈下。
在李斯特看来,欠发达国家需要自由贸易,但同样需要保护,在保护中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再进行自由贸易。他把这样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阶段,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达到最高度以后,再行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竞争,使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既得优势地位。李斯特提出要重点保护,形成产业竞争力,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形成关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李斯特揭示了后发国家的一般发展轨迹。不仅德国后来的崛起与李斯特的保护政策不无关系,日本、韩国的崛起也与重点扶持相关产业不无关系。新中国在最初的建设中,所以能够很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与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兴办关键性工业部门密不可分。如果我们当时遵循所谓的比较优势原理,发挥所谓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就很难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体系,可能至今还会受制于人。
综上,笔者认为:比较优势原理更适合在一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把它应用到世界范围的时候,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会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贻误本国经济的发展。
静态的比较优势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可能成为劣势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一国传统的、静态的比较优势可能恰恰是劣势,甚至会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里指出,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已经不能解释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新现象:1、不能解释自然条件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或国家为什么能变不利为有利并成为竞争的佼佼者,如黄沙漫天的以色列,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却相当发达;2、不能解释更多与要素禀赋无关的企业的兴起,如需要精密技术或熟练工人的新产业,而这些产业又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组成部分;3、不能解释为什么全球绝大多数贸易发生在条件相当或要素禀赋没有多大差异的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新材料、新能源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市场需求大,产品互补性强。
既然比较优势原理不能解释一系列新的现象,又为什么会在18、19世纪兴起呢?原因在于那时产业粗糙,是低级生产要素在起作用。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是高级生产要素即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在起作用。波特用“钻石理论”解释了新出现的现象:1、高级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或需求的力量;3、相关产业或支持性产业;4、企业战略。这四个因素分布于一个菱形的四角,恰如一枚钻石。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从另外的视角描述了同样的现象:一些没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相当之好。他说:“所谓平坦系数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国家自身越平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少,那么这个国家在平坦的世界中的处境就越好。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理想的国家是没有任何资源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无依无靠,所以倾向于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些国家会设法调动起全体国民的干劲、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学习知识的热情,而不是热衷于挖油井。”他认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中国沿海省份的成功概因于此。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就不应陶醉于传统比较优势,更不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门槛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这样的产业。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人们被这种产业所吸引之后,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例如环境污染,缺少竞争力和经济主动性,少有的利润取决于国际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正确的作法是主动割舍、积极扬弃。日本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有优势的情况下便进行了主动割舍,没有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培育了许多拥有自有技术、自主品牌、驰名世界的产品,提升了日本的产业竞争力。
重新审视比较优势原理给我们的现实启迪
首先,要认识到比较优势原理在一国范围内是普遍适用的,在世界范围内其适用性是有条件的。具体到我国,各省各地区之间一定要发挥比较优势,遏制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但在面对世界性的竞争时,如果我们敞开胸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就只能造衬衣――便宜的劳动力是我们所谓的比较优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很多产业上,例如大飞机产业、关键性装备制造业上缺少竞争力或者竞争力下滑,大概与我们一味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无关系。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虽然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各种弊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暴露无遗。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资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现在看来,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一些作法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财力兴办关键产业,形成关键性产业的竞争力。事实上,日本、韩国的成功也在于利用产业政策造就了关键性产业的竞争力。
其次,选择经济增长模式要注意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要认识到在静态的、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的框架内是优势的,在动态的状态下恰恰是劣势,例如劳动力便宜,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性价比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业迅速发展的另一面则是附加值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环境污染。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靠传统的比较优势完成了必要的积累,那么在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加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避免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有人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会产生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至今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因为随着新机器、新生产方式的诞生,会产生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当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很不一样,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一些地方确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确实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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