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
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
虽说“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已成为调侃之词，但治西学者必称希腊，已然是一个学术传统。最早的西学文献，先用希腊文，后用拉丁文写成。在黑暗时代，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文献毁于一炬，文本遗失的直接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文艺复兴时期，当西方人重新读到罗马人的文本时，把古典拉丁文称为“优雅”语言，而把中世纪流行的带有俚语、俗话、不合文法的拉丁文看成“野蛮”拉丁文。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文本（大多数是神学著作）的权威，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伯来和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我们常说西方思想传统源于希腊，其实这个传统不是希腊罗马思想的自然延续，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古典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古典学对西学从神学到人文学范式转化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哲学经典，经历了漫长的整理和编辑过程，19世纪后期才被翻译成英、法和德文。在此过程中，近代早期沿用的拉丁文衰落，英、法、德文成为西方哲学的主要语言，由此形成了近现代西方的“三国演义”。但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始终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语言；虽有现代西文的译本，古典学依然是研读哲学经典的基本功；即使研究近现代哲学，如不回溯古希腊哲学文本，终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按照解释学，学术传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效果历史，这一历史起源于经典，传世于经典的评注、改造和转化；这一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沉淀着过去，适应着现在，创造着未来；连续的思想在不同时空、不同语言的文本之中和之间，前后流动，上下跳跃；经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思想材料，每一时代的新作在经典中都灌注着生机和活力，从而为古典学提供新的目标和方法。
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近代以来，经学衰微，文本解释传统断裂，追求新的学术范式充满争论，如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科学和人文之争、史论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大多是没有文本依据的空疏之论，既无助于经典的新生，也未促成文本的创新。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为此，我提出文本的初学、入门、批判和创新的四阶段论，就教于方家。
在初学阶段，文本以经典为主，但也不能忽视思想史和第二手研究的文本。如果没有思想史的概括，经典阅读只是停留在私人感悟之中，而不能进入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史文本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把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的文本与经典相互参照阅读，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掌握千百年中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遵守今人的学术规范。遵守学术规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而是长期学术训练养成的职业习惯。敬畏学术的品格和风气只能在长期阅读钻研经典、尊重他人文本、慎重写作自己文本的学术生涯中形成。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书呆子”、“象牙塔”其实是文本学习初级阶段的基本素养；如果说这是某种弱点的话，那也只能在后来的阶段超越之，而不能从一开始就嘲笑之，抛弃之。实际上，我们现阶段的问题不是“书呆子”多了，而是“书呆子”太少；不是要走出“象牙塔”，而要在更纯粹的“象牙塔”中接受更严格的训练。
入门阶段是钻研经典文本的专业化、细致化，必须有语文学的专业知识。不掌握经典著作的古典语言，就谈不上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古典学的通则，而且也是经学的惯例。在古代，没有训诂、考据、音韵等小学功夫的人没有资格研究经学，这是应该继承的治学方法。但现在的学术风气则是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中国经典，按照现代西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理解西方经典，不解文义，泛泛而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读书笔记式的译介、普及读物式的讲解，低水平的重复甚多，深入细微的洞见太少。研读经典不能满足于理解“精神实质”，见微知著、“微言大义”更值得提倡。深入的诀窍在细节，经典的细节在文字，语文学研究要在文字的细节中揭示出经典的意义。固然，没有被古典文字一劳永逸决定的经典意义，古典语文学受现代语境的制约，但这一切并不影响语文学研究总能在经典中读出常变常新的意义。现代解释学认可“误读”，但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提倡误读；要区别有价值的、能够融入学术传统的误读与自说自话、昙花一现的误读，区别两者的标准在于有无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标准又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没有古汉语、古文字功底不能从事中国古代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德文就不能进行德文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法文就不能进行法文文本的专业研究，如此等等。如果不设置语文学这个专业门槛，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水准就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钻进去”，那么批判阶段就是“跳出来”，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经典、文本。尊重经典不等于迷信经典。穷经皓首，对经典内容滚瓜烂熟，但却没有自己的不同想法，这是对经典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文本的本本主义态度。《圣经》曾是神圣不可批判的经典，但西方近200年来圣经研究的主流是圣经批评，即使虔诚的神学家和神父、牧师，在学术界也用批评的方法解释圣经。其他经典也无不接受批判，第二手研究文本更不待言。学术批评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阵营中表明立场，而是前两阶段研读的继续发展。批评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以思想史文本的概括为起点，以第二手研究文本为问题，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才能以批评和争论为动力，推进学术进步。否则，批评和争论不断回到“卫道”和“叛道”的原点。现在人们常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进步的印象，究其原因，与学术界中的批评和争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有关。
冯友兰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现在又有“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分。其实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相通。如果说第一二阶段是经典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经典“接着讲”的过渡，第四阶段则是接着经典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创造。历史上的新理论，无不是站在经典文本的肩膀之上。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和同时代的文本极为熟悉，引经据典，批判总结，才写出传世经典。以后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启蒙时代号称批判时代，但哲学的创造更离不开经典和同时代的文本。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本文做了系统梳理，把过去的文本当做一个个辩证发展的环节，最后都包含在他的哲学全书之中。现代哲学的创造也没有离开哲学经典，这在欧陆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没有不同时是哲学史家的；越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它所涵盖的哲学史知识越多。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德留兹做得比较系统。他们在对哲学史、思想史的文本所做的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发展出个人的独特思想。早期分析哲学家不重视哲学史研究，但最近的英美哲学家开始跳出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性的模式，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分支领域，最后蔓延到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中的利奥・斯特劳斯，道德哲学中的麦金太尔，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都是从经典和历史文本出发，论证自己的主张。这里举例说明，在哲学和人文学科，创新的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以上四个阶段不只是个人研究的渐进道路，应与大学和研究院人文教育的阶段性相适应。大致说来，大学本科是初学阶段，研究生是入门阶段，博士生应进入批判阶段，博士毕业之后应进入创新阶段从事教学、研究。按照这一人才培养路径，可望提升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水准，开创学术繁荣的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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