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世博会自1851年创办以来首次由中国承办，这也是世博会第一次走进发展中国家。作为世博会永久保留的展馆之一，世博会中国馆项目备受瞩目。
“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历史。”法国大文豪雨果的这句名言揭示了建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历届世博会东道国所推出的国家馆都被视为“国家名片”，在巴黎世博会上
“东方之冠”：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轴四馆”的永久建筑之一，中国馆无疑是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何镜堂带领华南理工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团队，以四大支柱为依托，交出了斗拱式“中国器”方案，从全球华人344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在吸收了清华大学设计方案的部分精华后，双方组成了联合设计团队。穗、京、沪三地紧密合作，最终形成了中国馆的设计方案“东方之冠”。何镜堂笑道，因为很多有名望的设计师不能看淡输赢胜败，功成名就后鲜有参加竞赛，而自己并无此顾虑。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地说，大部分时候他会赢，“不能总是输嘛”。在满头华发之下，他目光炯炯，一脸自信，豪情壮心犹胜青年人。
从2008年4月20日动工以来，中国馆已在建一年余。为迎接明年五一世博会开幕，布展工作必须提前完成。由于时间紧迫，设计调整、建设、布展是交叉进行的，完工一部分就交付一部分，这种施工的难度是以往少见的。“我跟你打赌，如果因我的图纸延误影响施工进度，我就认输。”自从向世博局中国馆项目部做出这样的承诺后，不论是将建筑方向调整为与世博轴平行的正南正北，还是增加地区馆的面积以满足展览需要，何镜堂领衔的联合设计团队从未在“打赌”中输过。50多人组成的设计团队日夜奋战,何镜堂成了“空中飞人”，随叫随到，有时候上午来沪，解决问题后下午就要匆匆回广州。去年一年，他仅乘飞机往返于穗沪两地就达58次之多。“支撑我的，就是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是我在前年4月25日参与这一项目的第一天开始，就深切感受到的。”何镜堂感慨地说。
去年年底，中国馆迎来主体结构封顶。国家馆、地区馆、港澳台馆皆已形神初备，只待披上华衣。记者在黄浦江边放眼望去，国家馆居中升起，形如冠盖，层叠出挑，而地区馆则平卧于国家馆之下，提供大量的活动和会展空间。何镜堂介绍说：“主体造型采用了代表中国的颜色――红色，并在构架端部加了一些红色的篆体文字，从出土文物尤其是宝鼎中吸取灵感，神似出土的鼎；从中国的城市建筑中我们寻找到了经纬布局、九宫格布局，从屋顶看它就是九宫格的布局。”“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个民族。”何镜堂认为，这个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师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不管喜欢与否，一看就是中国的，镇得住。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想象，有人说像传统建筑上的斗拱，像一顶古代的冠帽，还有人说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所以有人称之为‘东方之冠’，还有人称之为‘天下粮仓’。”何镜堂则更倾向于“粮仓”说，寓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何镜堂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到今年12月31日前,气势恢宏的‘东方之冠’一定能交付使用！”
人生路：我是幸运的
“我是幸运的。”在总结70年丰盈人生时，何镜堂这样说。在人生至关重要的几个转折点上，他都把握住了机遇，这才有今日一路走来的辉煌。
何镜堂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那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家乡弯弯的河川、浓浓的荔枝林、密密的山村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从小就吸引着他。少年时代，何镜堂常常带着干粮和画板，跟哥哥到郊野写生，慢慢培养了对画画的兴趣，而他又渴望当工程师。听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何镜堂萌生了学建筑的念头。
1956年，何镜堂从东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
入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大学毕业时又投考了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
对专业的酷爱使何镜堂全神贯注地学习。他常常在公共汽车上记外语单词，速写本不离手，走到哪画到哪。1964年何镜堂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时，找到一份很切题的英文资料，他便决定把它全文抄下来。仅仅3天时间，他坐在床边一笔一划地把一本58页的英文文献资料抄下来了。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很笨的事，但却显示着他的意志和毅力。如今，何镜堂偶尔会把这本珍藏的手抄本拿出来给学生看，他们对那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徒手勾画的图表无不感到惊讶与佩服。
毕业了，何镜堂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他带着满腔抱负正准备投身社会，大干一场，却碰上了“文革”。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在灰暗的政治阴霾下一禁锢就是十年。那时，单位被撤销了，全部工作人员被派到湖北的一个偏远山村插队落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年轻的何镜堂常常在农耕间隙躺在草地上，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着眼前绵延不尽的山水，感到极度茫然。
尽管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但何镜堂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学习了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久而久之，他慢慢学会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抓主要矛盾，学会了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去分析问题。这为他日后从事建筑创作打下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1973年，何镜堂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工作，从此结束了与夫人多年的分居生活。“文革”结束后，国家提出了研究生归队的政策要求，而此时的广东率先改革开放，开始建设经济特区。何镜堂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于是征得夫人的同意，他们举家南迁，回到了母校华南工学院。
何镜堂刚刚回到母校，陈开庆院长就告诉他，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但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个星期，不知他能否参加？何镜堂的第一反应是机会来了。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未到，全家都住在潮湿闷热多蚊虫的招待所。何镜堂马上找到正在买蚊帐的夫人商量，夫人李绮霞是一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她毅然支持丈夫迎接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经过近20天的日夜奋战，何镜堂和夫人终于完成了回广州之后的第一个作品，打响了他建筑事业的头炮。
工作稳定了，家安顿下来了，他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创作中去。何镜堂给自己约法三章：“每做一个工程，都要将它作为一项大工程对待，都要将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研究，每做一个工程都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掀起了一股出国热潮。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何镜堂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走还是留的问题。但是他很快做出了决定，不能走！尽管他已经拿到了绿卡，却依然对大洋彼岸的生活毫不动心，于是夫人把孩子们送到美国读书，随后又默默地回到了何镜堂身边。
从1989年开始，何镜堂被学校任命为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1992年任院长，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荣誉称号。1999年，何镜堂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选院士之后的发展成了何镜堂人生的第三次转折。那个时候，他已经60岁了。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全国各大设计招标现场，活跃在建筑施工现场，这才会有由他领衔设计的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广州西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等一个又一个重量级作品不断问世。
人生观：我是幸福的
何镜堂的人生之旅是曲折的，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他认为，幸福的人生应该是能够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不能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关爱；真正幸福的人应该是即使退休了，不工作了，人们依然记得他。
有一次，大学城举行一个活动的开幕式，何镜堂和夫人到南校区观看表演。突然，一个女学生跑过来，对着何镜堂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这个女孩说她是艺术学院的新生，她是代表她的父亲来给何镜堂鞠这个躬的。她父亲说，非常感谢何镜堂设计了这么美的校园给他们，让他们在画一般的环境里学习、生活。
虽然何镜堂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女生的名字，但是那一份被陌生人给予的感动却长久地留了下来。
面对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雪片一样飞来的会议邀请、紧锣密鼓的工程设计，何镜堂也有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湖滨路散步，突然感觉疲倦像潮水一样向他袭来。这时，很多不认识的人纷纷向他打招呼，尊敬地叫他“何老师”，那一刻，他觉得特别温暖。
何镜堂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身边一直有一批年轻人一起奋斗，他们这个团队是荣辱与共、不可分割的。
1996年，华南理工设立了建筑设计专业博士点，何镜堂成为建筑设计理论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重点研究民用建筑创作，特别是岭南地区新建筑创作，发挥三结合的优势走建筑与培养学生相结合的道路。在何镜堂看来，集中培养人才与不断地出成果，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
现在，何镜堂和他的青年团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大品牌。第一个品牌是大学校园设计。迄今为止，华南理工设计院已经做了近200个大学校园规划。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广东药学院大学城校区、华南理工大学城校区、重庆大学等等。第二个品牌就是纪念馆、博物馆。代表作品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第三个品牌是体育场馆，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馆和摔跤馆。第四个品牌是会展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第五个品牌是超高层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西塔。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为什么能在众多设计院中脱颖而出？作为领军人物的何镜堂深深认识到，一个人是做不出来今天的成绩的，一个项目没有人扶持是完成不了的。他自始至终和团队一起奋战，彼此学习、相互激励，常常激发出创意的火花。采访中，何镜堂一直强调，自己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
何镜堂的学生说，他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学到怎样与人为善，怎样做一个诚实、诚信的人。在他们看来，何老师的思想是兼收并蓄、开阔宏观的，他毫不保守，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建筑狭小的范围。他对建筑设计、学术研究、培育后辈是如此投入，在讨论中，在旅途上，在会议休息中间，他总是不断地勾画草图，完善设计构思；他随身的包中，总是带着草图纸笔，也常常会有一本需要修改的研究生论文。“何老师都这样搏，我们更得搏啊！”设计院的同事们都这样说。
“先做人，再做学问”，这是何镜堂信奉的做人道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年届古稀的老人用自己的大半生诠释了这句话。2008年4月，何镜堂70大寿，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回来，聚首华工，自发编印了《何镜堂1999―2008建筑作品选》、《性情・人生：献给恩师何镜堂70岁生日》两本精美的小册子，与何院士60大寿时所编的形成一个系列，以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与祝福：“祝愿在缤纷不尽的建筑舞台上，繁花似锦……”
何镜堂说，他的幸福还在于夫人李绮霞女士多年来的默默支持与帮助。这对典范夫妇的和谐美满已成为华南理工校园的一段佳话。何镜堂常这样说：“我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夫人的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一生中，夫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项目都是他们一起设计的。风风雨雨一起走过，真正称得上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建筑观：有争议是好事情
说起自己最为自豪的作品，何镜堂选取了两项震撼人心的工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两件有分量的杰作，恰似百年中国从屈辱悲怆到伟大复兴的两个坐标，蕴意深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何镜堂选择了众多的建筑元素来表现理念，表达对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悲痛悼念。他在入口广场、在新建纪念馆屋顶的两侧、在纪念公园的水地旁，都设计了长长的墙体。这些墙体或以文字，或以浮雕，或以其扭曲转折的形态，或以绝望封闭的房间无声地诉说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悲剧故事，传递当年遇难者无处逃避的绝望心情。而入口广场“死亡之庭”则以无生命特质的砂石铺装广场，行走时“沙沙”声犹如大地的哭诉，令人感受到“生与死”的场所精神主题。经过“万人坑”，沿着墓道般的入口，迎面而来的是以烛光之路为主题的“冥想厅”。相对而立的两面巨大的镜子让漂浮于水面上的烛光无限延伸，仿佛世人沿路洒下的无数滴祈祷的泪。而和平广场则以缓缓流动的水来体现“期望和平”的意境。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都在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人们仿佛又看见了逃难的人潮、悲戚的妇孺、呼啸的炸弹和那些摇曳在狂风之下晦暗的生命薪火。
国家强大，人民富庶，我们方能谈及尊严、独立和文明。
这也正是何镜堂设计中国馆所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也许是对世博会中国馆的期待太高了，在一片赞叹中也夹杂着一些质疑的声音。“不中听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了，对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每个人都会从他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评头论足，这是好事情。”面对批评，何镜堂显得风轻云淡，宠辱不惊。
建筑这门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建筑作品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正如何镜堂对学生所说的，建筑一方面是1+1=2，另一方面又是1+1≠2。建筑要满足实用性，但同时建筑又要有创新意识，要具有艺术性。任何一个有创意的作品都会引起争议，没有争议的作品反而是平庸的。
世博园区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说，“何先生很了不起，功成名就了还敢投中国馆，他是英雄，我向他致敬。”
从深圳科学馆到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从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到浙江大学校园，从市长大厦到会展中心，从广州西塔到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世博会中国馆，何镜堂在建筑设计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并将继续走下去。
采访结束时，何镜堂告诉记者，自己马上就要登机奔赴四川汶川5・12地震纪念园一期工程工地。3月初，他亲赴汶川，前往原阿坝师专校园实地勘查，然后率团队神速完成纪念园的设计――两周内完成设计方案，两周内完成设计图……何镜堂说，他想把这样的理念贯穿纪念园设计始终：“不仅要让人们记忆这场地震惨痛的一面，更要去表现人性坚强和光辉的一面，播撒希望的种子，以此纪念逝者，抚慰生者，正视这场灾难，积极面向未来。”他的设计团队同时还承担着映秀镇纪念体系的规划任务，包括5・12震中纪念地、飞落巨石、5・12汶川大地震纪念馆。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感，牢牢支撑着这位年过七十的老人，全身心投入到这一个个寄寓民族深情的伟大作品创作之中，一分一秒不曾停歇。
何镜堂（右二）在世博会中国馆建筑工地指导施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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