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以“扩大内需:体制与政策”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扩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有专家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进入新阶段,我国国民消费转型升级趋势明显,但生产主导型发展模式制约了消费升级,使我国从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为此,适应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形成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也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根源在于国内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尤其是内需不足、消费不足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为此,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也是后转型时期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
有专家指出,从中长期看,扩大内需是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战略。一是扩大内需与人的全面发展直接相联。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扩大消费,消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成就是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人力资本的积累还远不到位,促进人的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二是扩大内需是实现共享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有专家指出,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实现共享式发展,而仅扩大外需很难做到。三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只有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相关需求,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才能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有专家明确表示,未来即便外需得到有效恢复,还是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最重要的战略。
与会者认为扩大内需应制定明确的战略性目标。扩大内需应有清晰的规划,尤其是提出明确的目标。例如,可以把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大国的核心经济指标之一。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建议明确规定,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居民消费率达到原来“十五”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即50%;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
有专家建议,确定扩大内需的目标,需要把握新阶段的新特点。与十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当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消费和私人财富积累密切相关,使扩大内需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财富积累;二是在当前消费更多地利用信用资源的背景下,其与风险的结合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三是传统的消费数量扩张与现代的消费结构升级紧密结合;第四,改善性消费与保障性消费的结合程度越来越高。
与会者强调,抓住当前扩大内需有利时机的关键在于加大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力度。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比较好的时机与条件。一是随着各级政府一系列反危机政策效果的逐步释放,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趋稳,保增长政策成效初现;二是消费增长速度有提高的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显现;三是外部市场对我国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形成明显的“倒逼改革”的态势。有专家提出,抓住扩大内需有利时机的关键在于推进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在这方面,要努力实现“三个结合”。一是实现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在扩大内需时,要超越短期性考虑,从中长期的全局性战略目标角度进行分析。二是实现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结合。三是外部和内部结合。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扩大内需必须有效处理四个方面的关系,做到“四个避免”:一是有效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避免投资增长快而消费增长慢;二是有效处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避免政府投资增长而民间投资萎缩;三是有效处理扩
大内需和产能过剩的关系,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四是有效处理扩大内需与体制改革的关系,防止国进民退,避免旧体制的回归。
与会者认为,要在深化改革中打破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其中,一是要打破垄断,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投资,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的环境;二是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变“三个集中”的倾向(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财富不断向资方手中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从制度上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三是把城乡制度一体化作为扩大农村需求的制度基础,如果能够在制度层面解决1.6亿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问题,改变其生活方式,由此所释放的消费空间将难以估量;四是要完善扩大内需的财税金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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