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报社记者朱玲打来电话,惊悉任继愈先生今晨四时半在北京仙逝的噩耗,甚感悲痛!任先生是中国哲学学科的祭酒。我们的老师萧?父、李德永、唐明邦先生等都是任先生的学生,故任先生是我们的太老师。任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个人曾不断得到他的关爱与提携,心中十分感念。
回想起2006年4月9日,应国家图书
任先生回座后亲切地询问萧、李、唐先生等老师的身体情况,回忆过去两度应邀来武汉大学出席“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暨《熊十力全集》首发式)”的旧事。老人家1999年那次还一定坚持去荆门、荆州博物馆与郭店楚墓实地考察,身体很硬朗。
我们随意聊天。他先问我对“国学”的看法,我汇报了自己对“国学”的界定及武汉大学自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的情况。我向老人报告:我与同仁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我们这一代对经典、古籍的了解与把握已不如上一代了,迫切地想培养一点年轻人在古文字、古文献方面打好基础。任先生询问了国学班的课程设置,听后表示首肯与期待。任先生关心大学对文法理工农医等各科学生的人文教育与国学教育问题,他非常希望青年人加强对传统人文精神的修习。他主张开好一门课:“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他说,过去清华大学是闻一多先生讲,林庚先生当助教,改作业。当年清华的学生极为欢迎,这门课效果很好。他让我回武大后带给学校一句话:让所有大学生都学好“大学国文”,大学要开好这门课。
他对我说:现在只懂西文的人并不能当好翻译。过去,政府请人翻译联合国文件,翻得最好的不是西文最好的人,而是朱光潜先生,因为朱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国文的底子好。
他又问我对繁体字与简体字的看法,我说我支持您提出来的“用简识繁”的主张。因为繁简字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简体字往往对应两三个繁体字,因此还原起来就容易闹笑话。他说:有人给我写信,说我是“泰山北?”,把北斗的“斗”写成斗争的“?”。他老人家当然是极不喜欢奉承的,他很看重文化常识的训练。他说,有一次颐和园修缮,写个告示,用了繁体字,但把“西太后”写成“西太後”了,指称皇、帝、皇天后土的“后”,被写成前後的“後”了。还有,海淀区的“淀”,本字如此,却被人写成?粉的“?”字了。我也笑着补充了学生们常犯的错误,如子曰诗云的“云”,被写成天上云彩的“?”。还有,一个“复”字对应三、四个繁体字,如不会识繁,意思可能会弄错。
他很关心新出土的楚地简帛,我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楚竹书的出版与研究情况。他对我说:看来,过去只谈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不够的,还是两河,包括长江流域,长江文化很重要。从上游三星堆到下游河姆渡、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文化的多源头。他告诉我,他有一位博士生研究青铜器,对商代妇好墓中的青铜等的成分做了研究;铜、锡、铅中,铅的成份与三星堆的一样。又说,妇好墓中的玉器的原料来自和田。他认为,我们对古代文化交流的能力往往估计不足。
关于颇遭诟病的当下的学术评价,我向他报告说,现在上面对学校有不少检查评估,要我们填很多表,找很多材料,要附历年的批文、证书及出版物的原件、复印件等,不甚其烦。他说,过去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前几批博士点,我们没有看什么材料,一合计,非常准,哪些先生有学问,哪里可以设博士点或是重点学科,心里很清楚。
我怕打扰任先生,只谈了四十分钟便告辞了。任先生很平实,很亲切。头一年老夫人冯先生去世,我们不知道,没有看望。任先生对我们武大几代人都很关心、提携,对我等晚辈后生关怀备致。
1984年春,为了解熊十力先生并搜集、整理熊先生的资料,在撰写有关熊先生的硕士论文前,我曾到北京拜访了任先生与夫人,他们热情接待,跟我谈了很多趣闻、掌故,谈到抗战时熊先生在北碚与后来在北大的行迹,他指导我应如何研究熊十力哲学。熊先生是任先生的老师,是湖北黄冈人,任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汤用彤先生是湖北黄梅人,我也是湖北佬,故我们聊起湖北来,十分投缘。1990年,我的博士论文《熊十力思想研究》写成后,萧师让寄任先生审查。任先生亲笔写了评阅书。1990年9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遵照任先生等专家们的批评与指教,修改完善,于1993年正式出版了《熊十力思想研究》。1993年8月,任生生专门赠送他的著作《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给我,并亲笔题签。任先生与石峻先生等还应萧老师邀请于1994年11月来湖北黄梅出席我校主办的“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萧老师让我接待、陪同任先生。1997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曾到三里河寓所拜访过先生。以后到北京图书馆出席过他主持的有关中国哲学史学会与中华大藏经方面的工作会议。承蒙任先生、萧先生、方先生与其他先生的提携,推举我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
任先生2007年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呼应任先生,我写了一篇《“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的文章,《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国学版发表了此文,并配发了编者按,该报发表时改标题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拙文发表后引起了讨论。
任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他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一样,是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时,避免、平息了一些纷争,拯救了学会及其刊物《中国哲学史》。他是务实、勤奋、有学术眼光与组织能力的学术领导人,毕生为学术事业操劳。直至晚年,他长期保持的生活习惯是,清晨四、五时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不睡午觉,坐着打个盹即可,晚上读书至十时就寝。
我很怀念这位长者。
2009年7月11日
2006年1月10日，任继愈先生寄语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号:
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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