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尽尘俗无媚骨,清淳淡雅入我魂。”这是十年前我在北大朗润园季羡林先生家的门前拍摄“季荷”时写下的诗句。为什么我在季先生门前的荷塘吟出这样的诗文?这里寓意着我对季先生的一片敬慕之情。
我与季先生相识,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6年11月下旬,我以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在厦门鼓浪屿主持召开文
在那次会议上,我冒着风险提出了“要树立四个新观念”――文化开放观念、文化市场观念、文化竞争观念、文化经营观念,呼吁我们的文化事业要从“斗争哲学”转向“建设哲学”,从“文化战场”转向“文化市场”,把确立文化市场观念提高到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
我的发言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喝彩,有人沉默,有人反对。有人尖锐地批评我“只讲文化市场,不要文化阵地”。而年近八旬的季羡林先生却说:“这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活动,是一次奠基立业的国策之举,是一条治国安民的兴邦之道。”季老的发言,像鼓浪屿的波浪,激荡着会场,使我心潮澎湃。
此后,每当我有拙作出版,便送给季老,当作我这个文化学术殿堂里的学生交给老师的“作业”。季先生也特意留个专柜,存放我给他的赠书。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曾对我说:“季老对您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一种特殊缘分,也许是因为您是从童工一步步踏踏实实干上来的。”我听了以后,更加深了对季老的亲切感和敬慕情。
2000年底,我花费十多年心血完成的60万字的《人生宝典》出版了。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年近九十的季先生,为《人生宝典》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仔细读着季先生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了六页稿纸的“作业评语”,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忐忑不安的是,季先生评价《人生宝典》“正是一部起点似低而实极高的书。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高占祥应该列入《畸人传》或者《无双谱》”。我与季先生的学术功业、道德文章相比,岂敢接受如此褒扬?季先生的鼓励对我是一种鞭策,化作我奋力追求文化真理的精神力量。
2001年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我到季老家里去拜访。与他老人家的交谈,真是如沐春风,让我感受着他那高山景行的人生气象。他谈及的都是文化发展问题。最后,他对我说:“你出了那么多书,上帝是不是给你48小时啊!我对你如果说有嘱咐的话,就是希望你减少劳动量,变成每天36小时。”这看似轻松的笑谈,使我感受到一个充满爱意的善良长者对我真切的关怀。
季羡林先生住进301医院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不敢有过多的打扰。2004年他过93岁生日前夕,我们一行去为季老祝寿。我与秦公卓合画了一幅《松鹤图》,下款我题了“仙风道骨寿千秋”七个大字,祝福他健康长寿。季先生也在我刚创作的一幅国画《旱地萝卜有大根》上题写了一首诗:“翠羽丹霞貌,其品胜罗敷。理气通经络,久食百病除。”
季羡林先生曾于2002年前后与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国际活动家、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就东方文明与人类未来的展望等问题,开展过一次“畅谈东方智慧”的对话。在这部对话录中,季先生提出了“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想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更高更新阶段”的美好理想,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重现辉煌的睿智和信念。现在,我与池田大作先生也正在进行着“联结地球的文化力”的对话,其主旨恰恰是季羡林先生生前宏愿的继续。季先生的文化智慧闪烁的光芒,照亮着我前行的路程。
当我看到季羡林先生提倡“大国学”题词的时候,我心头一亮。三思之后,备感意义深远。这一新的理念,显露出季老的生命智慧在文化王国里跃动着的活力。“大国学”内涵不仅含有“儒、释、道”,且包括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还包括传入中国已经融入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2009年5月16日,我在中华文化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季老倡导的‘大国学’,谈得
很好,进一步拓宽了国学视野。”季老去世的当天,我和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到了季老家里,和家人一起谈到了“大国学”。我说:我们纪念季老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关于“大国学”的遗愿,推动“大国学”的发展。钱文忠先生说:季老倡导的“大国学”意义重大,我们争取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建立“大国学研究院”。我说,我愿意为实现这一愿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季羡林先生走了,他收到的第一副挽联是我献送的:“节同松柏垂千古,言必经纶少一人。”哀痛之情的郁结,恍惚间又让我感受到,季老的文化精神,季老的大仁、大德、大智是永烁光辉的。季羡林先生的神灵并没有离开我们,而且更加走近我的心灵深处。
(2009 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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