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季羡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尽管当天天气闷热,但仍有数千人前往送别,陪季老走完最后一程。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者的离世,引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类媒体更是拿出大量版面和时段介绍俩人的业绩,反映各界人士对他们的回忆和赞颂,其力度、规模、影响,都是异乎寻常的。我在想:这两位
许多读者注意到,光明日报将两位逝世的消息都刊登在了头版,在两位姓名前所加的“头衔”只有“著名学者”四个字。这两位老人,生前都曾担任过一些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们的所有职务,都不如“著名学者”的定位更准确。许多人知道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著名学者”。许多人知道他们的学术成就,却未必记得住他们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学者”之名,概括了他们一生的行迹,表明了他们孜孜以求的事业所在。因而,作为学者,他们的“价值”,是无法以职务来界定的。他们带给中国学术的知识成就和思想创新,他们带给后辈学人的人文熏陶和道德追求,都是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无价之宝。
因而,季羡林、任继愈广受敬重,是由他们的品格、学识、贡献、影响决定的,这一切,在人们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从一些悼念和回忆的文章中都有反映。无论是政界、学界中人,还是普通读者,津津乐道的就是两位老先生品格之高尚、学识之渊博、贡献之卓越、影响之巨大。所谓口碑,就是如此。这不是别人可以强加的,不是个人可以强求的,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更不是级别、地位可以左右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两位老先生一切的行状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既是受人敬仰的学术巨擘,但同时也是我们可以亲近的文化老人。他们是非凡的,又是平凡的;他们善于将自己看作平凡的普通人。在洋洋洒洒的学术作品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两位宽厚仁爱、和蔼可亲的老人。在后辈学人的记忆里,季老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而任老先生在许多人眼中,就像慈父。当不少青年学者深陷困顿时,他会无私帮助,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辈。如今,两位先生逝去,就是我们失去了两位可亲可爱的长辈。
贤哲已逝,风骨长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这是人生的大问题。两位老先生一生的行止,为这个问题做出了精彩的回答。在他们的答案里,我们应该努力找寻生活的真智慧和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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