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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哲学创新

2009-07-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萍 我有话说

内容提要哲学创新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断提出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实现创新,必须开展文化研究。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文化哲学的研究具有双重任务:一是变革原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思维方式,二是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自我革新。中国

文化哲学的研究在实现自己的双重变革之后,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理论课题,这就是如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哲学创新必须走出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应该采取两种研究方式:首先,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其次,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性。

哲学创新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断提出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何走进中国现实?如何把中国现实上升为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应该是批判的,还是实证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目前的发展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开展文化研究。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需要所决定的。

从实践上看,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阶级关系构成转向了由不同利益主导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由于这一转变,联系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因素,而是融经济、政治、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整体,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性别问题、知识分子等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因素和不同表现。其次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以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文化不仅以娱乐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通过媒体,通过信息、广告等方式引导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从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生活世界。最后是信息网络的发展把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形成了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是技术操作的合理化。这就使社会管理越来越技术化和官僚化了。社会管理的技术化和官僚化突出了单一技术化的弊端,以否定的方式提出了文化进入社会管理的必要性。这一系列变化表明,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由技术而文化的转型;由于这一转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因素同时具有了技术和文化双重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系统之中加以思考。

然而,要反思中国当下的实践、揭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仅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首先变革哲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提出了研究文化哲学理论的需要。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文化哲学的研究具有双重任务:

一是变革原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思维方式。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遵循的是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以这一思维方式审视人类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的构成,都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而发生的,生产工具的技术性特征决定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时代性质和民族特征,因而也决定着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很明显,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方式,没有给文化以一定的位置,文化因素、文化传统和文化的结构都被当作次要因素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力图超越这一哲学体系,创新中国的哲学。但在实际的研究中,人们只是停留在理论内容上的超越,而并未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实现超越。这就限制了哲学理论的创新,造成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状况。哲学研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变革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创造新的、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

二是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自我革新。文化哲学产生于西方的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对原始文化及其思维的研究到现代性批判的转向。与西方文化哲学的起源不同,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是中国人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结果。由于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所以,中国文化哲学不是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也不满足于哲学思维的变革,而是以中国当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东西古今文化的关系,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一研究在理论上推动了中国哲学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但是,中国文化哲学与西方文化哲学一样,也经历了一个自我革新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学者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哲学研究。这一阶段研究的主题不再以革命为中心,也不再思考东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是转向了对人的生存问题、生态问题、民主制度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在思想资源上,主要借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现代性批判、日常生活、消费文化与生态文明研究等方面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而且为哲学走进当代中国的现实,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次自我革新。

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在实现自己的双重变革之后,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理论课题,这就是如何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的机械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理论的意义,实践不过是证明理论正确性的中介或工具。另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理论中的实践内容,强调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实践,理论不过是实践的外壳。这两种结合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使理论的创造停留在思维的层面,表现为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和吸收。这种理论创新对于更新一个民族的理论传统是有益的,但因不具有该民族自身的实践内容,因而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后者使理论的创造深入到实践的内容之中,把一定民族所进行的实践升华为新的哲学论题和思维方式,以创造具有该民族特色的新哲学。这种理论创新对于一个民族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发展才是有意义的。

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论如何,总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哲学更新,但是,就哲学创新的意义而言,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为重要,也是中国哲学创新必须走出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应该采取两种研究方式:首先,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体现了中国的时代变化,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中出现的一切现象都是好的。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负面东西,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哲学必须进行批判,而且只有通过批判,哲学才能揭示隐藏于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推动中国文化向着善和美的方向发展。其次,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性。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理论更新主要是通过接受和吸取西方文化哲学和西方哲学中有关的理论成果实现的。这固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思考,但西方的理论成果是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因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型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它所建立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而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联系的,它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文明。这就要求中国人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当代西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创造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

为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哲学,中国学者必须抓住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文化生产本质上是思想的生产,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作为文化生产产品的意识形态,不能不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二是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阶层在经济上以发展高科技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管理上,把科学技术引入管理体系,形成了新的管理方式;在意识形态上,以不断创新的文化产品塑造中国人的价值理念。由于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研究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及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就成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三是网络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网络文化、大众文化的形成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网络文化、大众文化就是研究中国人的生活本身。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和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它要求中国学者以当代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审视这些问题,把它们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和概括。中国学者一旦这样做了,那么,中国哲学就会在理论的内容和思维的形式上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呈现出一种新的理论风貌,形成中国哲学的有价值的创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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