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只有短短四年求学时间,但季先生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他常称清华是自己的“娘家”,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主持过清华的文科工作,与季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多次受到他的教诲。在他住院期间,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带上季先生格外看重的“娘家”的信息和“娘家”
季先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在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时,他为清华学报撰写了《清华梦忆》一文,用“凝重深厚”、“清新俊逸”分别概括北大和清华的校格,并指出两校的校格“是能够、也是必须互相学习的。这样做是互补的,两利的”。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清新俊逸清华园》,对清华校格做了阐析,指出:“清新俊逸,这不仅仅指的是清华园的自然风光,而更重要的指的是清华精神。什么叫‘清华精神’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他接着对清华恢复发展文科的努力给予热情赞许,并强调“建国不能没有科技;但是只有科技也还不够全面。科技必须辅之以与之并提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些人的口中就是文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前进,人类文化才能发展。”
每次我们去看望季先生时,他都以惊人的记忆,风趣的语言给我们讲述老清华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清华特别是清华文科的历史,鼓励、指导我们汲取清华文科的有益经验。
1994年,葛兆光教授建议按照老清华国学院的理念,为清华做些学术方面的事,并重点放在中外会通的国学研究上,可建一个“汉学研究所”,挂靠中文系;这个消息传出后,出现了不同声音,有教授上书校领导,认为“汉学”称谓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联系,用之不妥。后来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想起要求教于季先生。就尝试着打电话给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邀请季先生来清华。李老师说,季先生很高兴,希望去看看吴宓先生住过的“藤影荷声之馆”,同时还邀李赋宁先生夫妇同行。在参观的过程中,徐葆耕向季先生讨教:“‘汉学’这个词现在是否可用?”季先生说:“当然可以。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过许多重要的贡献。”他还举出陈寅恪当年在国学院开出的课程《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说,陈先生的这门课主要就是介绍和评述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时,徐葆耕又了解到任继愈先生在新加坡世界汉学大会上做《汉学的魅力》的学术报告，就把季先生的看法连同一些有关资料呈送给校领导。最后,获得首肯,只是在“汉学研究所”前面加了“国际”二字。汉学所在李学勤、葛兆光教授主持下,广泛开展工作,编辑了多本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为清华如何继承国学院传统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95年,依据“中西融汇,综合创新”的精神,学校支持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办“中外文化综合班”,精选苗子,培养中外会通型的基础型人才。由于没有前车,就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和李赋宁、张岱年、乐黛云、陈平原等先生帮助定宗旨,订计划。先由张岂之先生提出草案,各位先生都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据徐葆耕教授的回忆,季先生的发言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季先生说:“我在北大当了多年的副校长,每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照我自己受教育的体会,最重要的不是计划,而是真正给学生开出一些好的课程。我在清华外文系念了四年,收获不小,但给我以终身影响的两门课都不是外文系教学计划内的必修课: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陈先生的课让我下决心搞梵文;朱先生的课教给我如何写散文。培养人,关键是开出好的课程。”这个班开办以后,谁来讲第一课?讨论来讨论去,只有季先生最合适,季先生慨然应允。那次课讲下来,学生十分兴奋,觉得从季先生身上找到了学习的样板和路子。后来,季先生两次与这个班的师生座谈,解答他们的问题,鼓励同学们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努力上进。季先生还多次主动询问这个班的情况,关心同学们的成长,同学们深受感动,把季先生尊为“精神上的父亲”。
2002年5月,在清华举办“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高级研讨会”,已是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应邀做了大会发言,他说,过去他有过文理互补的想法,今天觉得还应该文理渗透,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要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体现中国特色,要特别注意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同年12月,季先生决定将他“爬格子”积攒的15万美金捐给母校设立“清华大学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以支持母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促进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系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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