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文物保护积极奔走的谢辰生，如今也成了文保人士心目中的一件“文物”。
农历七月底，这件“文物”将迎来87岁寿辰。
但是，谢辰生不太喜欢“老爷子”这个尊称，“我没觉得自己现在多大岁数了，我不考虑这些”，尽管事实是他身患癌症，经常要住院治疗，定期要打针吃药。“我没有把这病当回事，
谢辰生真正考虑的，真正当回事的，有且只有文物保护。
六七月的北京，酷暑难耐。在安贞桥附近朴素无华的家中，不喜空调的谢辰生穿个背心，坐在简陋的书桌前，左手摇着小扇子，右手拿着宾馆用的塑料小梳子，时不时梳着满头银发，也梳理出了一部精到的中国现当代文物保护史。
谈及文保领域的种种怪癖时，他将梳子往桌上一摔，慷慨激昂，声调顿时抬高了八度有余，全然不顾梳子齿又摔断了一根。
眼前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缜密，耳聪目明，活灵活现，将“病”字熔化进了炎炎烈日，把性格中的那个“闯”字高高地立了起来。
一不小心，“闯”进文保大世界
“周总理知道了这事，就说他的债由国家来还吧”
年轻时的谢辰生不知道什么叫文物保护，一心向往干革命。
1942年秋，谢辰生要读高二了，家里给他笔钱款交学费。他校门也没进，就带着弟弟和侄女离家出走，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那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我热血沸腾，就想着赶紧去延安，参加抗战。但又没路费，也不敢跟家里要，于是就先革了学费的命。”
对他影响深远的这本《大众哲学》，是艾思奇为当时倾向革命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的年轻人“量身定制”的。
但是理想敌不过现实的一个小小插曲。那时从北京到延安，要先经河南再到西安，然后辗转到延安。由于路费捉襟见肘，他让弟弟和侄女先行一步。待他卖掉自行车，再匆匆赶往西安时，国民党已经封锁了边区，延安顿时变得遥不可及。
弟弟、侄女后来分别成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谢辰生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明清史学家谢国桢成了他事业的“引路人”。谢辰生的这位胞兄当时因父亲在河南安阳病危，经周扬介绍通过解放区返乡省亲。途经河北邯郸时，拜会在北方大学任教的故友范文澜，后者委托他过上海帮忙选购一批图书。处理完父亲的丧事，谢国桢就带上谢辰生，一同奔赴上海。
甫至申城，文物鉴定家徐森玉就摆席宴请，郑振铎作陪。谈话间，得知郑振铎既要从事民主运动，还要研究文物，事务繁忙，需要个帮手，谢国桢赶紧向他推荐了身边的年轻小伙谢辰生。
年长谢辰生20多岁的谢国桢难免有些私心，不过他有的是底气。虽然这位小弟高中文凭都不曾拿下，但嗜书成癖的祖父和善书能文的祖母从小的传授，让他有了良好的家学熏陶。
随后的日子，谢辰生几乎成了郑振铎府上的一员，“我每天在他家里蹭饭吃”。
吃了饭，就干活。而这些活儿都与文物保护有关。他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还帮徐森玉编辑了《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谢辰生发现，文物保护大有学问，而且形势这般严峻。
“他是大文学家，考古学家，文物专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影响了我的一生。”谢辰生这般评介恩师郑振铎。
郑振铎对文物保护的痴情让谢辰生惊讶而钦佩。1947年，大量文物外流，郑振铎痛心疾首，四处举债，抢救了600多件汉、魏、隋、唐的古明器陶俑。他的举动，当时连巴金都觉得不可理喻。待新中国成立，他悉数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直到这时，他还是债务缠身，“周总理知道了这事，就说他的债由国家来还吧”。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谢辰生跟随而至，心里盘算着到这里从事文物研究。郑振铎对此“一票否决”：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旋即把他安排在文物局文物处当业务秘书。
谢辰生不敢顶撞，硬着头皮，上！
当时，文物流失现象依然严重，制定相关法规成了当务之急。郑振铎把这个重担交给了谢辰生。在恩师的指点下，谢辰生参阅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文物法规和国外的一些文物法规资料，开始逐句逐字钻研。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首个文物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就是从他手下诞生的。
误打误撞“闯”进文保大世界的谢辰生渐入佳境,“文物保护是个事，而且是个大事”。即使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也没有忘记帮助朝鲜抢救文物，哪怕危险就在身边。
1951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他的《从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文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路过朝鲜李王曾经住过的遗址。那里现在是一个国立的历史博物馆，里边有一些明代的建筑。可惜这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午被敌机炸毁了！这一次轰炸，有九十六位和平居民牺牲了，六十多名受了伤。在火还燃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冒火抢救出来一百多轴字画和一些陶瓷器。在那儿我偶然遇见了一个在博物馆里工作的朝鲜青年金增林。在他的屋子里，我发现了一本很难得的考古书――《乐浪》。我写汉字告诉他，这本书在中国是很珍贵的。他很惊讶我也懂得这些！当他熟悉了我也是他的“同行”时，他又惊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组成是这样广泛，真是什么样儿的人都来支援他们哩！
回忆起这段往事，谢辰生有点得意，手中扇子的摇摆速度也加快了。
一身是胆，“闯”劲十足何所惧
一位文物保护志愿者说：“他通天”
尽管后来身为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但谢辰生一向不接受“老领导”这个称呼，“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干活的，依我的性格和兴趣，我不可能坐在那里正儿八经地当什么领导”。
那么，这位“干活的”都干了些什么？
他是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人。1956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2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重要文物法规，都浸染了他的心血。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谢辰生没有任何法律背景，学历为高中二年级，却成了我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一支笔”。此中的艰辛与努力，自不待言。
特别是1967年，他执笔起草了《关于在无产阶级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文革”期间，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几乎全部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个文件功不可没。
但是，保护总归有不妥善之时。当前，面对大街上的“拆”字横行，谢辰生厌烦不已；面对文物走私的放肆和猖獗，谢辰生痛心不已；面对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谢辰生揪心不已……
他站了出来，当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不承想，他成了一面旗。
他家的电话俨然成了文物保护热线。哪个四合院要拆，哪里的老城墙要拆，哪儿的古街道要拆……一些文保志愿者总能想起给他打个电话“求救”。只要他在家，电话铃声一响，他就箭步跑过去，生怕老伴插手“挡驾”了。
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不在家。中国文物报编辑金铢已经和他神交四十余载，但“十回给他打电话有八回他不在”。他的老伴时常告诉金铢，他一个人坐着大巴去机场了，全然不顾自己已然八旬有余。
金铢说，剩下的两回他倒是在家里，但有一回是他正准备出门。金铢就开车送他到机场，边走边聊。还有一回总算可以坐下来谈谈吧，但电话铃声不断，不得不随时搁浅采访。
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姚远就很感激谢辰生提供的及时帮助。2006年，秦淮河两岸零星的明清街区面临被拆的命运。姚远急了，赶紧致函数百位文保专家和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
信邮寄出的第二天早上，姚远接到一个电话，劈头就是一句“我是谢辰生啊”。姚远当时就忍不住眼泪，“有救了，有救了”。
谢辰生总是能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北京古城遭到破坏，他和几位同仁提出要对北京旧城进行整体保护，这一意见被及时采纳，写进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国家规定2006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谢辰生是积极倡议者之一；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古城保护问题四处疾呼，直接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努力，今年文化遗产日期间，他获颁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谢辰生为何有这般“能耐”与“地位”？因为他敢言能行。
他基本上承认自己是位“老顽固”，但他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在文物保护上顽固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谢辰生很赞赏陈毅元帅的一席话：“保护文物只能保守，不可粗暴。保守如果错了，不过是多保留了个文物，随时可以纠正；但如果毁了个珍贵的文物，你永远无法纠正，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他也认可别人说他是“老愤青”，“碰到不对的事，就得‘愤’，哪管得了那么多！”
主张拆四合院的人说这样的房子不适合居住，谢辰生急了：你胡说八道！四合院里装菲律宾地板，烧暖气，人住着怎么能不舒服？四合院是北京名城的细胞，没有四合院就没有北京城。
有人说某条古街道阻碍了交通，谢辰生恼了：耍赖吧你！什么事都讲个先来后到吧，这古街早就在这里了，现在你要来整它，冲它来，你还有是非观念吗？
今年2月，有国人拍得圆明园兽首但拒绝付款，被渲染成爱国行为时，谢辰生火了：这不是瞎闹吗！拍卖前，咱国家外交部说这是不道德的，国家文物局通知所有博物馆不许购买。这个时候你去买，就是跟国家唱对台戏，你还爱什么国啊……
尽管年届八旬，谢辰生却宛如《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实话的小男孩，总是在关键时刻捅破一个又一个谎言。
但说往往不管用。谢辰生就拿起那杆起草文物法规的秃笔，向中央领导“上书”。每次，他都能如愿以偿，得到支持。
一位文物保护志愿者说：“他通天。”
中央领导的鼎力支持，是谢辰生在文保事业上不断前进的动力源。他们都深有远见地认识到，文物保护，刻不容缓。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谢辰生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与载体，如果文物灭了、没了，等于这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如果不是这样来考虑问题，我也就没有这么大的闯劲。”
他说祖国不是抽象的，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他回忆起在抗美援朝期间，祖国的慰问团到前线演出，他对一段二人转唱词印象深刻：“我保卫什么？保卫家乡，保卫家门前的老松树，叫它千年绿来万年青。”
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就是这棵老松树。
此时的谢辰生，有点激动，把手边的梳子重新拾了起来，又扔下了。
一鼓作气，坎坷征程再“闯”关
“看看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
都说“实干闯未来”，但一心实干的谢辰生，对未来并不盲目乐观。
还有很多的关要迈，要闯。
在外人看来，他的身体是一道“坎”。《南风窗》杂志记者甄静慧采访他时发现说到激动处，他有时要揉揉左边的胸口，“那是心脏的位置”。
现在，每周二和周五他要到医院打针。但他抓空就“溜”出去了，周六走，周一回；或者周三走，周四回。接受采访时，他刚从无锡回到北京，他很开心那里的砖窑群保护得不错，“一下子让这个城市活了起来”；翌日，他要奔赴山海关，和同为文物保护专家的“战友”罗哲文一道。
他还要应付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有的开发商要拆文物建筑盖高楼大厦，得知他的能耐，就来“意思”一下，“我上交纪委就完事了”。
而他的家里布置得实在“凑合”，金铢有次坐在沙发上陷进去了，起不来，“都成古董了”；台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买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坏”。
个人的事，谢辰生毫不在意。他关心的，是文物保护的前路。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不过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问题，文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正确的方向是坚持保护第一位，在这个基础上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同时，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争取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但一些人往往背道而驰。
现在奇怪的论调越来越多，往往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谢辰生就把《资本论》放在手边，即使在病房里也随手翻翻，“看看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
有人说文物保护是“守旧”，谢辰生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保护’绝不是落后的概念，是最新的概念，是积极的概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方针。不仅仅是文物要保护，地球也要保护”。
“申遗”正成为一股风气，很多人绞尽脑汁想要那顶帽子，但没有想到这意味着要对全人类负责。有些“申遗”成功的古城完全成了酒吧、商店集散地，当地百姓被外来商人挤到了城外，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被丢进了角落，暗自神伤。
谢辰生说这是对文保工作的误解，“出发点就是错的。文物的主要价值绝非经济价值，而是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文物的作用在于对人民进行教育，在于向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今年举行的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德国的易北河谷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原因是当地在河谷上修建了一座大桥。而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否就高枕无忧了？
谢辰生希望人们学好科学发展观，用好科学发展观。“如果没有全面协调的发展，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一条腿走路肯定摔跟头。走到半截摔跟头，蹦两下可以，蹦长了就不行，必须两条腿走路。”
除了随性乱拆的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利用的开发性破坏，文物保护领域还存在盲目复建、移建的问题。对此，谢辰生嗤之以鼻，“真的不保护，造些假的干吗”？
种种乱象令人应接不暇。谢辰生开出的“药方”是树立文物保护部门的权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犯罪活动。
“比如说文物局可以独立出来，或者提高规格，至少赋予它权力――你真干我真整你，得这样才行啊。”
谢辰生感觉文保事业和环保事业有诸多相通之处。现在，环保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由“局”升为“部”，这是一件好事。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这是文物保护的一道关卡。“所以越是发展市场经济，就越要加强法治；越是推进改革开放，就越要加强管理。”
“还要继续斗争，继续排除干扰。”谢辰生重现“斗士”的风采。或许这就是他前行的航标。58年前,在《从朝鲜前线寄给祖国人民的一封信》中他写过：
我离开祖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在为我参加志愿军的决心而鼓励我。但也总或多或少地为我从来就羸弱的身子担忧。但是我现在可以愉快地告诉他们，我很健康，我已经很快地就习惯了我所不习惯的一切。我们都在战斗中成长得更坚强了。
如今，或许他并不能迅速习惯文保领域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但是他的内心依然坚强，依旧执著。坦然接受“老顽固”、“老愤青”称谓的谢辰生，此时此刻，不是在保护文物的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谢辰生认为，对一个民族而言，文物是一棵“家门前的老松树”，他愿意倾尽心血保卫这棵“老松树”，让它千年绿、万年青。
（本文照片由本报记者赵洪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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