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中改变
发现问题就要改！面对现实，各级政府和高校“闭门反省”，积极调整。“找企业要科研经费”是一部分省解决问题的办法。湖北省2008年出台了《湖北省科技计划调整方案》，方案中明确写入了“科技计划资金的流向由过去主要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调整为主要流向企业……让企业成为承担科技计划的主体……由企业牵头组织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团队，承担科技计划任务。”同时方案也规定了10类科技计划的申报主体中只有四类是高校可以参与的。湖北大学科技处处长、湖北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章天金告诉记者：“教授们粗略统计过，今年省里各项科研经费3.3亿元，只有10.6%流向高校。”湖北省并不是特例，今年3月份,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省级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安排财政预算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省重大创新载体建设、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建设。高校、院所科研人员要申请资金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近年来有没有企业真正将钱给你做研究，第二是你的成果是否真的能够进企业。广东、陕西、山东也出台了各种“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的活动，旨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走入企业，希望借此契机可以推动高校和院所主动服务企业……
政府调整，高校响应。众多高校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湖北大学是一所省属的地方高校，它使出浑身解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高校服务地方、高校服务企业的大潮中。它与神龙架林区、仙桃市政府签订校地合作协议，力图加强在科学合作、人才培养、实习就业以及派出科技特派员等多方面合作；在化工、新材料、医药、食品等行业进行了科技对接。它与许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模式，旨在企业能够着眼于未来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储备，依托该校的技术、人才、设备的优势，投资设立校企研发基地，由企业提供研究经费，研发新技术与新产品。它与高新技术产业签订技术支撑合作模式，期待发挥院校的科技、人才、信息中心等优势，谋求科技与资源的对接、资金与技术的联合，共同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产品，这种合作模式企业一般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它还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与企业合作，利用学校在技术、人才和资源的优势，解决企业目前生产实际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企业是最大受益者
湖北省希望能将其科技成果真正转变为经济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是这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湖北省黄石龙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生产规模年年翻番，显示了极大的成长性，这起源于董事长伍小憩博士几年前无意间阅读到一篇关于如何在减轻污染的情况下加强纸张强度的论文。伍小憩深知专利技术产业化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好处，他从这篇科技论文中看到了经济效益。他主动联系了该文的作者湖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张金枝，并于2007年开始了与湖北大学的合作。在政策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公司又与湖北大学签订了关于《纸张专用上光油的研制及应用》科技攻关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展到企业生产纸张的过程，对于其市场前景，伍小憩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武汉泓锦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也因为得到了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技术支撑，研制出一种隔热性更强的玻璃可替代昂贵的日本进口材料，用在汽车和建筑物中，目前该成果已经投入生产，预计的经济效益可观。
尴尬的基础研究
“科研为经济服务、高校与企业结合，这都很好，可是我们的基础性研究经费出现了问题。”张金枝和她的团队在取得了良好的科研成果和经济效益之后，她也有些不如意的地方：“与企业结合搞科研，成果转化得到了系统的保障，但是支撑这些应用型研究的基础研究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并不只是张金枝的不如意，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蒋涛面对记者怎样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提问毫无隐讳：“节约出一些合作项目中科研经费，用来搞基础性研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基础性研究不进行，科研没有后劲，应用性研究开展不了太长时间。”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张先恩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2008年虽逐渐增加达到1.52%，仍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由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组成）国家（大于2.5％），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多年来仅为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约20％以上）。
2007年，世界经合组织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评估报告中显示，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中国的科研支出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更新设备和设施以及对于新产品的实验研究，而在基础研究、长期创新基础平台等领域的投入相对较少。
有关专家分析，导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难以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研发经费增长部分主要源于企业试验发展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对研发活动的第三阶段的投入，而企业内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很少。另一方面，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进行长期地、系统地积累和探索。然而，“论文化”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简单地将论文与职称、学位、奖金等利益挂钩，使得科研人员更多地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为论文而论文，重数量而轻质量。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让大量放在抽屉里的论文变成产品，我们又把重心完全转移到马上能形成产品、形成经济效益的科研上，就出现了张金枝和蒋涛所说的这般尴尬。
怎样调整政策能让高校科研更好的为经济、为社会服务，是个不简单的事情，好在我们看到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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