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戏剧专家在看了秦岭的“皇粮系列”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皇粮钟》之后说:“我从秦岭的小说里找到了中国农民。”此话怎讲?难道,在那么多写农村的小说里都找不到中国农民的影子吗?显然不可作此简单化推论。依我看,传统乡土正处在现代转型和解体中,而作者的家乡，也是故事发生地的甘肃天水一带,处于渭水上游,是
在《皇粮钟》里,点到了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自春秋宣公十五年以来建立的“初税亩”――种地纳粮制度,在延续了2600年后的今天,终于在2006年被废除了――“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当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秦家坝子的农民们莫不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和欢跃。然而,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只不过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背景。我很同意陈建功所说的:不要误以为,这是一部简单地阐释或讴歌“取消农业税”的作品,从而低估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特色,并由此低估了秦岭;事实上,这部作品以“皇粮”为线索,揭示了中国农民深入骨髓的精神传统和永难割舍的历史印记,讴歌了新时代给一代农民带来的精神的曙光和人格的新风貌;浓郁的西北乡村生活气息和坚实生动的农民群像,使这部作品为当代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皇粮钟》写了近二十年间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和真实面目,写出他们的渴望,苦乐,追求,理想;围绕着“缴皇粮”,深沉地,浓烈地,顿挫有致地写出了农民与土地、庄稼、粮食之间撕扯不开的血脉关系,折射出中国农业社会和中国农民的历史性变化的脚步。在写变与不变上,落脚点是变,信息量大,内涵丰厚。人们早就发现,当下农村题材作品并不好写,这不完全是因为作家没有新的累积,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如何把握生活的本质性变化和历史趋势的问题。比如,“三农”的重负与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关系,整体上的渐趋繁荣与局部上的沉滞、贫困的关系,总体上的进步、文明与局部的愚昧、落后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表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心灵世界和精神深层的微妙变化。这些都需要渗透到艺术形象体系的内部,而不应该是外加的说教。《皇粮钟》有意把视点放置在绵延达2600年的“皇粮制”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被取消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作者的明智在于,他对于“历史的节点”与日常化生存的关系,与文化积淀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没有讨巧地用故事去图解政策,或流于简单的赞美,而是把笔触探入历史的深处,人性的深处,借以烘托取消千古皇粮这一泽被百姓的事件在社会发展史、农业史、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政治经济的变动,外在事件的冲击,不管如何有声有色,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人物身上,思想的是否深邃,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否深刻,都离不开对人物命运和心灵奥秘的揭示。在《皇粮钟》里,作家的意念虽较突出,也不无外在化,但所幸的是,它化入了生活的血肉,注意以生活本身的面目展现出来,以心灵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因而不是写政策,阐述意念,不是故作高深,或围绕一个问题制造波澜,而是努力回到生存本身,尊重人物,展示各自心灵的轨迹。于是它的主要情节,人物,故事,显得有机而合理。不是靠耸动,刺激,传奇性,而是靠日常化,却能紧紧吸引读者,这是很不容易的。作品虽时时照应“皇粮”这个文眼,但注意保存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它与政策,与意念,保持若即若离关系,坚持写出生活自身的深刻性和农民的集体无意识。作者把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贯注到生活的客观流程中,生动的场景中,甚至重要的细节中。所有人物无论处于何等境地,他们身上都有乡土美学的元素贯注。作者常以社会学家才具备的眼光,把“三农”问题对农民心灵的戕害像棋子一样布设在近十几年来司空见惯的“三提五统”、地荒、讨薪、矿难、卖淫、“协帮”、辍学等社会问题和现象上来。在这一层面的叙事中,秦岭摆脱了近年流行的“底层叙事”的桎梏和套路,没有毫无节制地描摹底层人物生存的尴尬和潦倒,而是竭力挖掘严峻生存背后灵魂世界里的那一股真善美的力量。
当前农村小说创作遭遇了“有人写,无人读”、“专家喝采，读者绕开”的瓶颈和尴尬。《皇粮钟》的情况又怎样?从发行和改编为戏曲电影看来,这是一部具有文学的和社会的双重价值的作品,既是主旋律的,又是以写出生存状态的严峻而见长的。《皇粮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作者站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诠释了中国农民与绵延达2600年的皇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深刻揭示了种地纳粮习惯和“三农”问题对中国农民意志、价值观和国民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艺术地表现了取消皇粮制度对中国农民心灵的触动和农民精神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作者意识到了对创作而言,必须要远离临时的、直接的为某种政策和任务服务的功利主义写作方式,必须坚持大胆地、真实地、深刻地看取人生,不惮于对生存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揭示。《皇粮钟》的写作,对许多类似题材的写作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它在一个深刻的交叉点上,努力表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本色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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