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视泛娱乐化的批评已经成为当前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很多研究者对于电视批评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尤其是后者,成为国内众多研究者在论述电视泛娱乐化问题时必参考引用的文献。从目前国内关于电视泛娱乐化批评的研究成果来看,众多论者多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
,以精英/大众、严肃/娱乐、高雅/低俗等二元对立的标准对当前的电视“泛娱乐化”问题进行批判,但研究的方法和角度都比较单一,且多侧重于从新闻传播业务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就容易流于感性的经验之谈,从而缺乏严谨、深刻的学术理论分析。
对一种事物或文化现象予以批判和解构是容易的,而建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却是困难的。在大家都在集中论述“电视泛娱乐化”有何恶果,“电视不能怎么做”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石长顺教授却独辟蹊径,他与张建红女士合著的《公共电视》一书,针对当前国内电视媒体在改革转型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收视率至上、娱乐为王的影响下导致的电视泛娱乐化问题,提出了“电视可能怎么做或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这是一种建构性的研究,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媒体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建构比解构更具指导意义。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在参照西方公共电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本土经验的公共电视理论。
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共识:电视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的形式特点,决定了电视媒体不适合传播严肃的、令人思考的观点。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就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而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也说,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电视无处不在,但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如果电视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作家张炜也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电视来消遣会让人放弃思想变得浅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电视》所倡导的正是很多学者所认为的电视媒体不可能做到的事。该书认为电视完全可以肩负起教育全体公民、培养公民高尚情操的神圣使命,即可以通过推行公共电视和公共频道来落实电视媒体“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和功能,并以此制衡因过度追逐商业利润而日渐陷入“泛娱乐化”泥淖中的电视媒体。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看电视是最便捷经济的娱乐活动。如何利用电视媒介的影响力,让电视介入全民的素养教育中,培养大众积极健康的娱乐趣味,享受真正的身心愉悦,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构建新的电视文化形态的立足点。因此,《公共电视》一书的意义在于不是一味地跟随大流批评电视,甚至如某些人所言要消灭电视,而是提供给社会、媒体、观众一个新的不带有偏见的看待电视媒介的角度,即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利用电视媒介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提高公民素质服务。
《公共电视》的第二个特点在于采用了新闻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公共电视和公共频道的著作,该书不仅梳理了西方公共电视的历史,阐明了公共电视的运作理念和资金资源,而且还提出了我国实施公共频道的经验,这对于电视业界的改革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同时该书又没有陷入一般电视研究只囿于经验之谈的范式,而是融合了当前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如对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对公共电视的价值审视以及传媒消费主义的文化批评等。这使得该书对“公共电视”的研究从新闻业务的领域拓展到文化研究的领域。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该书的视野得到拓展,它所吸引的读者不仅是从事电视工作的媒体人员,也有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