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比娅境内部分亲属分别致信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家属和热比娅本人，对热比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参与分裂活动表示不满，对暴力事件表示愤慨，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
他们为什么写信？缘何对遇害者家属表示歉意？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面对面采访了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部分亲属。
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时，热比娅和前夫阿不都热依木的长子卡哈尔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暴徒灭绝人性的暴行。
“我家就住在山西巷子，从12楼看到一些暴徒从南门往山西巷子跑过来，打砸周围的店铺、烧掉警车和公交车，殴打无辜的老百姓。我相信，新疆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起暴力行为。”卡哈尔说。
“因为妈妈把这件事的发生提前告诉了舅舅，所以我们想，这件事有她的背景。”目睹“7・5”严重暴力事件的卡哈尔和其他亲属商量给那些乌鲁木齐“7・5”事件遇害者的家属写封信。
卡哈尔说：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看到了“7・5”事件中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人们一定会想，热比娅的孩子们在乌鲁木齐，他们是不是也会干一些搞破坏、教唆别人的事情，“也许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卡哈尔说：给遇害者亲属写公开信的目的，第一，向群众表明我们没有参与这次事件；第二，表达对无辜死难群众的同情；第三，告诉新疆的各民族同胞，不要听信热比娅的谣言。
“她是我们的亲生母亲，说她什么也不太好。希望妈妈不要从事这种（搞分裂）事情。”谈及为什么给热比娅写信，卡哈尔说，“我们是她的亲生孩子，想让她听从我们的劝阻，为新疆以后的发展着想，不要搞民族分裂、教唆别人的事。”
事实上，母亲热比娅并没有给卡哈尔留下太多的美好回忆。在提及热比娅抛弃孩子，给童年带来的艰辛时，他的眼眶红了――
在卡哈尔13岁时，热比娅就抛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与他的父亲离婚了。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卡哈尔不得不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小学学业。
“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和睦相处。”卡哈尔说，“妈妈在美国，有时候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会劝她不要干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事情，但是她也不怎么听我们的话。”
卡哈尔希望对母亲热比娅说：“我最想说，妈妈在美国不要搞分裂的事情，不要做破坏新疆各族人民团结的事情，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平安地过日子。那样，我们会感到高兴。”
“要是没有发生‘7・5’事件，我、妹妹和舅舅家15个人准备到阿克苏去。”在阿克苏承包了40亩果园的卡哈尔遗憾地说,“我们准备去那休息。但因为这个事情（“7・5”事件）的原因，这些事情全部泡汤了。”
女儿茹仙古丽：分裂分子不会得逞
在新疆一所学校工作20多年的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
在电视、报纸上看到“好多无辜生命、财产”在“7・5”事件中遭受损失，茹仙古丽感觉特别“内疚”和“难过”。在她看来，“这百分之百是境内和境外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包括我妈妈，从事的民族分裂活动。”
茹仙古丽认为，“7・5”事件跟母亲有关，她说：“好多无辜的群众都遇害了。作为热比娅的儿女，我们觉得非常对不起死去的人，所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和记者面对面的采访中，她多次提到，希望母亲热比娅能够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此不再搞祖国分裂、民族分裂”。
谈及给遇害者家属写信表示歉意，茹仙古丽说：“我们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面过不去。”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十分照顾茹仙古丽，不时询问有什么困难，“我觉得，我就是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她说。
虽然不少人知道茹仙古丽是热比娅的女儿，但是大家和她相处得“特别好”。“本来我想，我是热比娅的女儿，大家肯定恨死我了。”
事实上，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并没有使茹仙古丽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反而是我们的一个书记特别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没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一刻，接到电话的茹仙古丽“特别感动”。
说起自己工作生活20多年的学校，茹仙古丽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说，学校里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相处得都“特别好，特别愉快”，“维吾尔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和睦相处，很团结”。
“我最大的愿望是，如果各民族团结的话，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分裂分子都不会得逞。”茹仙古丽说。
小儿子阿里木：妈妈教我“浇汽油自焚”让我“心很酸”
每每谈及自己的亲生母亲热比娅，阿里木的心情都十分复杂和矛盾。
没有人能想像到一个母亲会教唆亲生儿子自焚。然而，这就是发生在现年33岁的阿里木――热比娅的小儿子身上的真实故事。
阿里木的童年是在父亲和哥哥的拉扯下长大的。在17岁之前，他对母亲的记忆都是空白。“我一直很难理解妈妈会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抛弃了。”阿里木说，“我感到母亲欠我的太多了。”
对母爱的渴望和追求曾经让阿里木做了一些傻事，他至今想起来还追悔莫及――
阿里木在新疆医科大学法医专业毕业后经商，但是在热比娅的灌输和影响下，他因为偷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刑入狱。
“当时办案单位到我们公司查偷税问题，妈妈便从国外打电话让我们浇汽油自焚，挂牌到广场去游行。”阿里木说，“我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掉了。我无法理解，她作为一个母亲不疼我。作为父亲，我疼我的孩子，他们还需要我。所以我没有做，我也不会做的。”
“浇汽油自焚”这样的话让阿里木感觉“心很酸”。然而，更心酸的还在后面――
2007年，阿里木因为偷税漏税700多万元被判刑入狱。谈及此，阿里木觉得很不值得：“我是1999年以后兼任公司法人代表，以前是我妈妈偷的税。我妈妈在经营的时候，我继父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们，教唆我们不要给国家交税。”
在狱中，阿里木通过媒体了解到乌鲁木齐“7・5”事件。
“当时，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我妈妈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的。”阿里木说，“因为他们一直这样做，一直在煽动国内一些人做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事情，他们在国外生存的本钱也是这个。”
“她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有多少人受伤，不知道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受到多大影响，她现在成了很多很多维吾尔族人的敌人。作为她的子女，我们以后怎么办？”现在的阿里木，深刻认识到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能让他们致富，走上幸福道路。
他说：“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帮助、国家的政策、银行的贷款。没有这些帮助，没有这些好的政策，能把热比娅大厦盖起来吗？热比娅走进监狱以后，政府还是帮助我，在公司的发展上帮助了我们很多。”
“我想对母亲说，希望她考虑一下国内人的感受，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情，多做一些有利于祖国的事情，这样也许可能有机会相聚。十几个兄弟，到现在没有聚到一起。如果妈妈再这样往下走下去，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狱中的阿里木，对母亲发出了内心的呼唤。
弟弟买买提：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
热比娅在乌鲁木齐的弟弟买买提，也许一辈子都忘不了她打来的那个电话――
7月5日11时40分，热比娅给买买提打电话，说乌鲁木齐将发生大的事情。仅仅6个小时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姐姐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互相问候。我在电话里听她说要发生大事，我问她在哪儿，她说乌鲁木齐会发生大事情。”买买提说。
“她说要发生大事情，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从姐姐电话里说的话来看，她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我认为姐姐做错了，要是姐姐让他们（暴徒）这么做的话，她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管她在什么地方。”
买买提亲眼目睹了热比娅所说的“大事”。“当时我眼睁睁看着暴徒分子一边打砸抢，一边烧毁马路上的车辆，还殴打、杀害无辜群众。”
采访中，买买提多次用“很生气”“很痛心”等词汇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任何人看到无辜的人被杀、汽车被砸、房子被烧，都会生气。任何中国老百姓都会气愤。因为我们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得很好、很和睦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她不应该这么做……”
“老百姓有什么罪？汽车有什么罪？要是那个时候姐姐来电话，我肯定臭骂她。”曾经长期和热比娅生活在一起、做生意的买买提，不由接连质问，“我会跟她说，当时你跟我说要发生大的事情，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事？当时你给我们甚至给中国政府也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守信用？造成这么大的乱子，姐姐，这是好事吗？”
如今，买买提的子女们都在乌鲁木齐工作或经商，“7・5”事件也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7・5”事件不光给我们，而且给新疆和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买买提衷心希望各民族团结，生活“回到原来的状态”。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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