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秩序研究

编者按社会秩序研究是社会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主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为社会秩序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现实素材和深厚的实践基础。正因为如此，近些年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秩序的研究方兴未艾

展开中国社会秩序研究的新视野

刘少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不仅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展程度迅速提高,而且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复杂变迁。明确认识和正确概括经过30年发展历程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既是对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取得更健康发展的理论引导。

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新秩序

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生活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社会学自其诞生之初就把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和根本追求,中外社会学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秩序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为研究因历史条件变化而呈现新状态的社会秩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理论遗产。

在各种流派的社会学文献中,社会秩序都既是一个对现实相对稳定协调状态的描述性概念,也是引导社会生活走向进一步持续发展的理想性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界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秩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呈现的新状态、新趋势。不过,应当承认,同持续多年的社会学热点―――社会转型研究相比,关于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当然,就其实质而言,社会转型研究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研究。区别不过在于,在社会转型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从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转变;而在社会秩序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社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或稳定状态,亦即形成了何种新秩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一次社会改革实践。其深刻性在于,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总体变迁,社会生活在利益关系、身份地位、阶层划分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其成功性在于,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了许多健康向上的新模式和新面貌,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的新秩序。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说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社会新秩序,并不等于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秩序是一种旧秩序。应当肯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城市到农村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城乡社会生活呈现出同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面貌、新秩序。然而,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严重冲击了新中国的社会秩序,而且也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针对因“左”的错误干扰而造成的种种弊端,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重新焕发活力,特别是突破了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流动和市场竞争的制度安排,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动态开放的社会新秩序。

改革开放构造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已经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这场猛烈的席卷西方各国的金融风暴中,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很多人士都明确承认,当代中国社会确实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具有特殊根据的社会秩序。应当看到,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强烈冲击,并且在外贸出口等方面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中国经济以其强大的潜力不仅坚强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表现出持续的稳定性,而且有可能率先摆脱阴影且逐渐走向复苏,对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做出重要贡献。

成功的社会实践一定会形成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而基于成功实践和稳定秩序一定会构建出重要的新社会秩序理论。社会学史中各种流派的社会秩序理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迪尔凯姆论述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的社会秩序,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亲合而成的理性化社会秩序,都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或工业化实践基础上展开的。同迪尔凯姆和韦伯所面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实践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更加深刻,形成的社会新秩序也更加明显、更加稳定。所以,立足于改革开放这场成功实践之上,中国社会学也一定能够构建出新的社会秩序理论。

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理论视野

改革开放是一场具有积极开拓性和崭新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在其之上形成的新社会秩序,也一定具有与在其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不同的特点。因此,欲真实而正确地把握改革开放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就必须以崭新的理论视野观察它的展开形式与复杂内容。

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实践成就,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扩展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仅是中国社会新秩序的中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础支撑。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必须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紧密联系起来,否则,社会学对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研究就不能抓住中心与根本,就有可能重陷社会学研究边缘化的困境。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其制度体系的建立还是其存在规模的发展壮大,都同自由主义经济学论述的那种自发生成过程不同,它是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高度重视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成员自发创造性的理性构建过程。所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建立于之上的整个社会秩序,都应当从党与政府的理性建构性同群众感性自发性的统一进行观察思考。单纯从理性设计还是单纯从感性自发来分析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片面性。

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对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领导,又是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以及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观点,这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和新观念、新理论的建立,都直接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因此,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的历次思想解放,都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活动,它同时也是现实的实践过程或经济社会的建设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重大成就,都蕴含着旧观念的突破和新思想的创新。所以,不能忽视思想观念特别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新秩序,还同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秩序发生各种联系。无论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特别是其中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风俗、习惯和习俗的非正式制度,还是人们在不同生活层面上形成的社会行动方式,都是通过文化传承而不断延续的过程。中国社会的新秩序,并没有同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截然断裂,梁漱溟论述的亲情理性、伦理社会,费孝通论述的差序格局、礼俗秩序,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根深蒂固,切不可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把这些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一下子铲除。

强调中国社会新秩序同中国传统秩序的联系,并不排斥在一个广阔的视野里把握中国社会秩序的变迁。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不可回避的宏观背景,特别是不断推进的对外开放,更加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要面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全球社会秩序,而且也通过互联网、影视媒体等传播途径,无孔不入地进入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冲击甚至改变了各民族的社会秩序。开放的中国必然有开放的社会秩序,应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把握中国社会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的相互作用与综合效应。

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方法原则

实证方法是社会学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秩序也离不开实证方法。脚踏实地、深入实际,以真实的经验事实为根据描述社会现象的存在状态和展开过程,力求给出客观而符合实际的说明,这些都是社会学实证方法的可取之处。30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如何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发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一定要利用强调科学精神的实证方法。因为就本质特征而言,研究社会秩序实质是在发展中发现结果,在变化中寻找稳定,在不确定性中揭示相对确定性,而这些正是实证原则或科学精神所追求的。

在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时,应当避免实证方法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在一些坚持实证原则的文献中,可以发现研究者仅仅对某些社会现象做出表层描述,或仅仅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一些对策分析,以为这就是精致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事实上,这种研究放弃了实证社会学在其经典时期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经典实证社会学提倡的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做出深入的理论概括,通过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概括分析,揭示其中相对稳定的制度规范或制度模式,以此来引导社会发展、实现社会生活理性化,这些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在某些研究中常常被淡忘了。

尤为重要的是,那些对实证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学家们,从来没有因为他们张扬客观立场或科学原则而放弃对价值理想和生活意义的追求,孔德关于开展道德教化、构建社会生活稳定秩序的主张,迪尔凯姆关于提倡集体意识、促进社会团结、抵制极端个体主义的主张,都说明实证研究不可能同价值评价和人文追求分离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通实证原则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不断呼吁要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在对社会事实的观察思考中坚持价值评价和理想追求,要研究精神世界、主观世界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在中国社会特有的存在结构、运行机制和展开方式中揭示中国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

费孝通晚年高度重视解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解释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在很多方面有益于克服简单化的实证研究的片面性。如果说某些实证社会学研究最突出的片面性是过度地强调了客观性原则,而解释社会学正是针对这种片面性而提出了充分重视主观性的原则。概言之,解释社会学同实证社会学的对立,是主观原则与客观原则、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价值评价与事实描述、理想建构与现存分析的对立。这些对立最尖锐地表现在,凡是实证社会学当作“物”来分析的社会现象,解释社会学都强调一定要在其中看到“人”。然而,从经典到现代,解释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人”与“物”的永无休止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中却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最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察社会生活、回答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原则。从实践立场出发,就是根据实践的本质,坚持在人的活动与社会结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理想建构与事实分析的统一中开展社会学研究。

坚持实践的观点,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新秩序更加重要。中国社会新秩序是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产物,而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人文与科学的辩证统一过程,以改革开放为基础形成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就是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辩证统一的结果。因此,必须根据改革开放这一成功实践的本质特征来观察和思考以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新秩序。具体说,就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实践的立场、根据实践的原则来分析由改革开放实践造就的中国社会新秩序。

实践的观点还要求坚持对事物开展辩证分析的立场和原则,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也是不可缺少的。充分肯定中国社会新秩序,并不意味着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完全和谐状态。虽然中国社会新秩序是一种稳定协调性,但这种稳定协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仍然存在各种社会矛盾或不稳定因素,甚至还可能存在以表面稳定掩盖矛盾冲突的虚假秩序。所以,应当坚持实践观点的辩证分析原则,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社会秩序的观察描述层面,而要努力透过社会现象去抓住其本质,在批判不合理性中追求合理性。

实践的观点还要求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概括,而应当在特定的实践场域和历史条件中,具体地把握那些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社会秩序。单纯对个别事件的描述性研究缺乏普遍意义,因而一定缺乏扩展性和社会价值,但是仅仅停留于一般模式的概括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空泛议论。应当在社会的各种层面、各种领域观察、分析和概括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具体形式与特殊内容。在对大量具体社会秩序的观察思考中总结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秩序,实现对中国社会新秩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社会学研究主题的深化：从社会转型到社会秩序

董才生

一

从社会学170多年的历史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实证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明确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在社会转型中追求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孔德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他研究了大量社会转型问题,如将人类心灵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社会单位等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它们的发展与人类心灵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三个阶段。孔德认为,社会转型的总趋势是进步,但是进步的结果应当凝结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只有如此,社会进步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才具有真实价值与实质意义。所以,更深入、更有意义的社会学研究一定要落实到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追求上。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孔德所经历的西方社会转型相比更加复杂而艰难。因为它是在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中,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的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它既要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同时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而引起的一系列新变化,其间还要同时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制度转型。当代中国的制度转型是一种制度系统的转型,即由原有的以道德等内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向新的以法律等外在制度为主导的制度系统的转型。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间异常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与冲突。面对当代中国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做出了很多积极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对社会转型以及由它带来的诸多问题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初步形成了与西方社会转型理论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过去十几年对于社会转型问题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那么随着转型的继续深入与发展,中国社会将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新秩序,中国社会学也应当将其研究主题从社会转型转向社会秩序,建构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社会秩序理论。

社会学研究主题实现由社会转型向社会秩序的转换,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应当面对的任务,而且也顺应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实际要求。社会转型研究注重的是社会结构在存在形态上的变化,而社会秩序研究则注重转化了的社会结构呈现何种稳定的展开模式与协调的运行机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不仅要争取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发展程度,而且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也就是在一个持续平稳、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新秩序,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状态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走向更加健康和谐发展的理论支持。

二

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途径,而制度是约束社会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所以,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必将引起中国社会秩序发生深刻转变。概括说来,中国社会秩序发生了由“内在制度型”社会秩序向“外在制度型”社会秩序的转变。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主要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这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构成了传统中国的“道德型”社会秩序。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正在向以法律为基础转变,这种符合现代法律的行为将形成“法律型”社会秩序。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本性转变,实质上就是由“道德型”社会秩序向“法律型”社会秩序的转变。

尽管“法律型”社会秩序在中国还没有在完整意义上形成,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种种不规范、不稳定的因素。但总体而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代中国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新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在整体上是和谐、稳定的。这是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判断。正是由于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才使得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能比较成功地抵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冲击。我们相信,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无疑将进一步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以及社会转型的最终完成。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认真研究已经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最终形成良好、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学史中有很多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问题做出了深入研究,如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同西方“团体格局”不同的差序格局,这些观点都是对中国社会秩序特殊性的论述。从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高度重视由传统文化积淀而成、持续传承的风俗、习惯和习俗等内在制度在中国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说,老一代社会学家是在社会秩序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中思考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建构问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中国社会学先驱都大力倡导以新思想、新观念化育新民,进而为建设中国社会新秩序固本强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领域推行了大量制度改革或制度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30年来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主要是在法律、法规、企业组织和社会管理等正式制度层面展开的,相当多新建立的制度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甚至习惯执行的行为规则。怎样把这些对个人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行动具有外在性的正式制度同中国社会原有的风俗、习惯和习俗等内在性的非正式制度融合起来,是在内在与外在、传统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中建设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难题,并且也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中国社会秩序才能更加稳定协调。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社会新秩序形成的经验与启示

王建民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形成

一般而言,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生活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当然,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协调,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指社会运行的相对平稳状态。在现实层面,中国30年的改革实践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较为明显的稳定性、社会活力和抗风险能力是其突出特征。在学理层面,在动态的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研究主题的深化,即不仅在社会转型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同时也是从社会静力学的角度对改革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本特征,即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常态化。这种概括主要是通过改革前后的动态对比来审视社会新秩序的特征,也只有做这样的对比,我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社会秩序“新”“旧”之间的差异。当然,中国社会新秩序的特征有多重表现,此处只是择其要者而述之。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社会新秩序的突出特征。效率低下和资源短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弊病,因为依靠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无法使丰富的需求信息和价格信号得到及时的传递与回馈。改革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生产物资与生活用品大为丰富,消费场所与消费内容迅速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元化,等等。当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不是国家完全退居经济幕后,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相反,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恰恰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中国能够沉稳有效地应对金融危机浪潮的冲击即为有力证明。

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主要指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穿着打扮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在解决了生存型消费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相比之下,改革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因为物资短缺无法获得足够的生活用品,同时人们的言谈举止也容易被附上政治的色彩,这都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单一而僵化。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美、韩日的影视、服饰和饮食时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均产生较大影响,这些都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生活的崭新面貌。

社会流动的常态化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流动的广度、频度和自由度大为增加。在城乡之间,随着户籍制度的弱化,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渐趋打破,不仅城市的信息和消费品大量地传入农村,而且更多的农副产品也输送到城市的消费场所。与此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可以较为自由地进城务工,甚至在城市建功立业;在地域之间,人们不必再固守户籍之地,而是可以根据工作、生活的需要较为自由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住和迁移;在社会群体之间,拥有不同财富、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转换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必受单一政治分层标准的束缚。

中国社会新秩序形成的基本经验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秩序形成的基本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得到牢固确立。我们可以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基础。

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把一些原已存在的民间智慧合法化,并通过政策给予承认和保护。如“包产到户”,这一民间实践最早出现在1956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1957年夏,温州各县有1000多个农业合作社实行了这种办法,但随后受到批判。1978年春,为了抗御旱灾,安徽省很多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贵州、四川、甘肃等省的一些穷困生产队也实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因此受到中国农民的广泛欢迎。

从“典型实验”到“总结推广”的发展模式。改革既是理性化的政策和制度的推进,同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由于不同地区存在具体情况的差异,任何面对现实的制度设计自然都有其有限性,进而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便不可能将一项政策或制度于短时间内在全社会推广。相比之下,通过“树典型”、“搞实验”的方式总结经验,再尝试将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普及,是推进改革进程较为有效的思路。如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上的沈阳模式等等,都成为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改革的“典型”。

上述两点其实也说明,新制度设计要以广大民众的“同意”和接受能力为前提。承认民间智慧和合理做法是对已有经验加以总结确认,同样,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也应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期望和诉求。制度不仅是“约束”,也意味着“保护”。这就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制定者有充分的社会调查,根据民众的理解和回馈制定、调整相应的规章制度。

重新审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基本特征,我们会发现,无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还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抑或社会流动的常态化,都体现了对广大民众需求和智慧的承认和尊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把人们长期受压抑的需求释放出来,使人们有能力和机会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源,并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效率;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数据的前提下,有机会和能力追求更多的娱乐和闲暇;社会流动的常态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出身和户籍对个人成长和成就的束缚,使得组织内外人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机制更加合理。

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及其限度

在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和话语情境下,理性化将是社会秩序发展的重要趋势,而理性化社会更强调理性设计和以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需要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也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设计既不能凭空而起,也不能以设计者的意志一厢情愿地施行,而是要明确其制约因素。这里的制约因素既包括人的理性有限性,也包括实际的社会情境同理性化设计的冲突。

首先是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对理性化制度设计的限制。这里的“知识”包括个人所掌握的书本知识、经验、信息等多重内容。一般而言,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和信息都是有限的,尤其在社会分工发达的社会,知识分工更是扩大了个人“无知”的范围。在信息社会当中,复杂多变的文字、图片、影像等媒介信息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认识社会的方式。社会现象是什么,往往取决于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接触到什么,而每个人看到、听到和接触到的信息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而是具体有限的。因此,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者的个人知识、信息、经验便无法涵盖和取代广大民众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而需对后者给予充分的了解和尊重。

其次,当代社会生活的感性化趋势是社会秩序理性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后者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影视化信息传播正在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社会成员往往更乐于通过图片、声音、影像数据的传播感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同时,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之后,追求更多的感官体验以提升生活情趣或缓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精神压力。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社会秩序的理性化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感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以理性化形式出现的正式制度与政策,只有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宣传和贯彻,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此外,社会秩序的理性化设计要以充分认识中国情理社会的特点为前提。社会理性化追求精确的计算和普遍性规则,而中国情理社会则强调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关系网络,重视施恩回报的人情伦理。正如费孝通所言,在西洋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社会关系是私人关系的增加,其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富有伸缩性的网络;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乡土中国则是差序格局。虽然费孝通所讲的中国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这一文化特点在总体上依然如故。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