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凌晨5点52分，任继愈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任先生已于今晨四时半去世。”我从睡梦中惊醒。尽管我已知道任先生在此前已报病危，尽管我听说任先生因病魔的侵蚀而倍感痛苦，但我仍然不愿相信这一天的来临。又一位自己深深敬重的老先生离开了。我无语，回了一条短信：“深表哀悼！”
第一次听说任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虽学的是中国史专业，但也愿意阅读一些相关相近学科的书籍。在那时，我翻阅了任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说实话，这套书我并没有真正读懂，毛主席对任先生“凤毛麟角”的评价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但我觉得这套书的条理很清楚，也因此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再次听说任先生的名字，是我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华书局工作以后。当时，任先生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负责组织《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纂工作。该项目为任先生在“京西（宾馆）会议”上倡议，得到了时任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指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卷帙浩繁，整理难度大，全书106册（不含索引部分），历时十几年才全部完成。它荣获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该书的编纂，任先生居功至伟。
真正与任先生接触，是我2000年调到古籍小组办公室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岗位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去拜访任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征求一些意见和建议，有时也请任先生参加一些活动。不论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室，还是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任先生每次都很客气地接待我，很认真地解答我的问题，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不拒绝我邀请他参加的活动。有时，任先生或来信，或打电话，或约我去家里，谈一些与古籍整理出版有关的问题。任先生从不发表宏篇大论，总是用十分平实、简洁的语言，说出一些令人难忘的箴言。在与任先生的交往中，任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睿智，一是通达。在任先生儒雅，甚至有点古板的老派的外表下，总是透出温婉和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任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同时也很开明。我感觉到，任先生对人对物都很从容。
近十年来，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任先生给我记忆犹新的教诲是：
做好古籍整理，关键不是钱，而是喜好与感情。有钱不一定能做好古籍整理；只要有喜好和感情，没钱也能做好。
出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馆的古籍不能只许看（远观）不许摸（借阅）。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并不是善本、古本等稀见版本，而是通行本。
小学教材中，读古诗词早已实行，但“读点古文”（中发[1981]37号文件精神）似乎还做得不够。
重大的项目，没有十来年难以完成。越是重大项目，越需要集体协作。
古籍整理工作既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不计待遇报酬，甘愿奉献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
领导部门要为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安心工作，生活上足以养家糊口，劳动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就会从所从事的专业中得到一些精神安慰。
现在通行的衡量工科、理科的“量化”尺度不适用于选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才，这一点无可争议。
前一二十年，整理古籍先解决重要而急需的。留下来未能整理的，多属于难度大，不专属于传统经学、史学、文学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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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古籍整理人才，多能通晓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对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知之甚少。
如果再印“二十四史”，每一个专史附上这个朝代的地图（邻国地形、行政区、边界），就更能体现出现代科学整理的新方法、新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集体研究的成果，如果有了现成的新成果不用，就跳不出前人窠臼。
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实施，一定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人才比出成果更重要。
如果整理过的古籍，不能准确运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仍然使人看不懂，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没有整理。
古籍整理最难的是今译。注释、校勘不明白的可以跳过去，今译是躲不过去的。
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有待加强。缺了这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不全面。这一部分不研究，也难以看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长期共存、互相交融的特色。目前特别需要注意那些已不使用的古文字，如回鹘、西夏、契丹等文字的古籍整理。当务之急，莫过于积累资料（有的已经流散到国外）和培养人才（不贵多而贵精）。现有专家人数少且年事已高，亟待补充新人。培养这类专家，目前采用的培养方式，有些急功近利，在短期内不能要求青年学者写文章，发表文章。应当放眼未来，使青年人打下坚实基础。要求他们通晓两种以上的语言，一种是所研究的语言，一种是汉语，二者缺一不可。更进一步，则要求研究者通晓一种外语，以便及时了解和吸收这些领域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
今人整理古籍要考虑采用新手段。天文志如配以天象图，礼乐志若配以音像光盘、五线乐谱，既省篇幅，又便于读者理解。
古籍整理一概唯古是遵，不敢触动成规，学术就不能前进；前人的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开始，自以为是新见，反而暴露其孤陋寡闻。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古书中的民族语言、文字，过去只用汉字音译，有时不太准确。如能附上原书的原文，就增加了整理古籍的科学性。
要使当代人在美国电影、日本游戏、韩国连续剧等之外，还能够有兴趣接触一下传统经典，了解一下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在研究之外，也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普及的整理工作，为普通读者搭建桥梁，不要让他们因为古籍的连属难断、古奥难懂而丧失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普及传播和研究利用并重，将是今后古籍整理的一个方向。
要着手开展综合性整理古籍的工作。所谓综合性的整理，是对同一课题，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角度，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紧密结合，同步进行，协同攻关。
任先生以上的只言片语，看似零散、琐碎、具体，但都是真知灼见，远比那些貌似高远深奥的长篇大论，更加切实有用。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最后一次见到任先生，是今年1月19日。我已离开古籍小组办公室，回中华书局工作。是日上午，我和徐俊同志到任先生办公室向任先生拜年，并汇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工作。任先生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同时也很关心地询问了由中华书局承担出版任务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有关工作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任先生的病情加重了。任先生工作时，是看不出病容的。
4月8日，中华书局聘请任先生为学术顾问之一。当时任先生已住院治疗。国家图书馆为保证任先生安心治疗，劝阻大家不要去探望。4月13日上午，我将聘书和花篮送至李劲同志处，请他下午去医院时转送交任先生。李劲同志后来告诉我，任先生收到后很高兴。
5月底，中华书局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出版合同送交任先生。6月1日,任先生签字认可。任先生的签名仍然一丝不苟。据说，这是任先生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的遗墨。
一个长期研究宗教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醉心于传统典籍的整理工作？任先生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中华秦汉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政府，建国后50到100年间，都是注重文化建设的时期。如汉代从文、景两代到汉武帝约70余年，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盛世、清朝康熙到乾嘉约100年。参照过去，新中国建国到现在50多年了，文化建设也正当集聚资料、准备迎接文化高潮的时期。今天中国正走向世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吸收中国的优秀成果，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成果；既要总结古代，又要构建现代。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资料整理，正是为迎接建设新文化高潮准备粮草。”
我想起了麦克阿瑟1962年5月在西点军校最后的演讲中令世人长久怀想的一句话：“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任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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