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岳:新中国初期的新年画创作
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
新年画是最早展现新中国形象和精神风貌的艺术形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新年画被赋予新的时代理性和价值标准,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政治文化理念的表达方式,这是延安文艺经验的逻辑演进。考察新年画创作的发展历程可以为认识
谢有顺: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文学批评的根本危机在于批评主体的贫乏。批评一旦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它的衰微也就不值得同情了。由于批评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批评情绪流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导致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好的批评,是生命的学问,它以人性为尺度,以富于同情和智慧的公正为前提,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向权力和商业妥协,但也反抗自身的话语暴力;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它最终的目标,是要展示出批评该有的才情、勇气和智慧。(言)
倪文尖:如何研读赵树理
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在被一轮已然完成的经典化所遗忘之后,赵树理研究近来有些复兴之势。坦诚地面对研究者自己作为“普通读者”进入赵树理小说文本的困难,是真正展开研究的前提,而研读赵树理的压力和魅力正在于:要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同一个“未完成”的对象去对话。以赵树理颇具争议的小说《邪不压正》为例,要在细致的文本阅读和引用的基础上,透过“主体”“阶级”及“乡村民主”等视角,阐释赵树理的乡土理解同中国革命的话语和实践“重而不合”的丰富性,并力图为左翼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某些方法论的启示。(凌燕)
蔡翔:1960年代的社会与文学
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1960年代”,指的是“文革”爆发之前的时期。在这一时代,“城市”以及相应的重要性逐渐突出,同时开始生产出一系列中国革命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个人、欲望、消费,等等。社会主义在生产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在生产个人。问题只是,这一被社会主义生产出来的“个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法性。因此,一方面社会主义在源源不绝地生产“个人”,同时又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评抑制着这一被自己生产出来的“个人”。也因此,不仅集体和个人之间构成了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个人和个人主义之间也构成了一种理论的紧张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紧张构成了一种张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1980年代的对个人“正名”的政治诉求。为了重新约束这一“个人”尤其是个人欲望,“阶级斗争”成为这一冲突的形式化的政治方式,但是在这一“阶级斗争”的形式背后,却要求确立一种服从性的人格,包括自我的欲望控制。但是,这一服从性的“新人”却马上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一“新人”能否承担起“继续革命”的使命。“继续革命”要求的是一种政治决断,一种挑战和颠覆的政治品格,同时也要求一种“激情”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年轻的一代》中,我们会感觉到“文学青年”如何被政治再度“征用”。在这一意义上,“文革”的爆发恰恰是为了克服1960年代“服从性社会”所隐含的继续革命的危机,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北方雪)
孟繁华: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
载《中国作家》2009年第9期
谢冕的学术活动,严格地说,是起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北岛、芒克、食指等人的诗歌,让敏感的谢冕意识到中国文艺革命性的变动已经来临。1980年4月,谢冕在他参与筹办的后来被称为“南宁会议”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新诗的进步”的著名演讲,他批评了对敢于向“传统”挑战、不拘一格的诗歌观念的歧视,提出了宽容和竞争的新观念。同年5月7日,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刊发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连同后来其他人发表的带有“崛起”字样的文章,被合称为“三个崛起”而写进当代文学史。它被视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象征性事件。谢冕仍是一位充满生机和富有思考能力的学者,他仍在研究著述。但他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实的一部分。他气壮词雄的文风,深怀理想的个性,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对现实积极介入的意识,都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金珠)
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
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成的历史时间段加以研究颇具现实意义,其学理依据未必充分。迄今为止,尽管关于何谓“当代文学”的见解不断,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架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这是这一学科虽然不乏优秀成果但尚未成熟的反映。近两年来,因“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便成为热门话题。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一个大势,它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道路,亦重构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背景。而这个强大的背景既推动了文学发展的“独立性”,也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决定了“独立性”的“相对性”,而这个“相对性”则让自“延安文学”以来的历史呈现了“当代性”特征――这是近三十年文学历史的基本结构和面貌,而“独立性”和“相对性”无疑构成了近三十年文学历史的复杂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文学制度在近三十年虽然发生了变革,其中仍然有一种力量在增强文学的“相对性”。这些虽然不构成近三十年文学的主体,但承袭了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以“再政治化”的方式重新处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当记取历史教训,而不应当以新的论述方式重返已经被历史认定的歧途。（陵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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