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年初山西文学界针对新世纪山西文学界新涌现的一批青年作者的创作而提出“后赵树理写作”的口号以来,围绕这一口号,众说纷纭,肯定者曰“及时”,否定者曰“牵强”,言辞苛刻者曰“拾‘后’之牙慧”。然也就是一阵轻风,于文坛水波微微,波澜不兴。
要说“后赵树理写作”,就不得不重说赵树理,而于时今“底层写
赵树理的写作,要点固然多多,但我以为最为根本之处有二:
第一,以农民的现实生存需求为作品的价值基点。这一现实生存需求主要是物质需求,然后是建筑在这物质需求基础之上的精神需求、情感需求、政治需求、审美趣味、价值标准等等。所以,你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农民眼前物质利益的精打细算,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农民当下价值标准的认可与维护。他的“问题小说”之“问题”的指向与程度,是以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标尺的,他的价值尺度,是建筑在现实生活中既定的农民日常生存利益对时代社会种种变化的应对基础之上,其最为鲜明、集中的体现,就是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明乎此,我们才能把握住赵树理作品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小说”“中间人物”这两大特点,明乎此,我们也才能破解赵树理晚期小说中,为什么对执著于文字写作的小说主人公不屑一顾,而要垂青于那些安心农业生产的青年人。
第二,维护上述价值基点的坚定立场与开放胸怀。这一坚定立场,表现在赵树理对“广场”“庙堂”的艺术标准、价值尺度的对应上。赵树理不是不懂得西方小说的写法,也不是不知道“五四”时代作家其艺术标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统治地位,但他却为着农民的审美趣味而宁愿入“文摊”而不进“文坛”;赵树理不是不知道“庙堂”在农村中的路线与政策,但他却固守于农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而宁愿违抗时潮。你站在“广场”的价值立场上,可以批评他的小说,对本应该同情的“三仙姑”却多有讥讽,你也可以站在“广场”的价值立场上,对他的小说中的“小腿疼”“吃不饱”“过度阐释”高度评价为是对当时的农民命运打抱不平,但他其时无论是对“三仙姑”还是对“小腿疼”“吃不饱”的价值评判,却只是当时农民民间伦理对这些人物的真实体现。你站在“庙堂”的立场上,可以批评他没有写出“先进人物”,或者表扬他真实地揭示出了农村现状,但他其实只是真实地表达了农民基于现实生存而对“庙堂”的利益吁求。在这种坚定的固守中,你可以体会到乡间的“三双鞋磨倒一朝天子”的朴素的自信。那是对国家神话的破除,那也是对历史进步神话的“祛魅”,所有“风云”的激荡,“大旗”的变幻,在这种“本色”面前,都成过眼烟云,黯然失色。在这种坚定的固守中,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赵树理是“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在这种坚定的固守中,赵树理得以在其创作中,去除所有观念的“遮蔽”而直观事物“本身”。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赵树理是封闭的保守的,不,不是的。为着说明此点,我想说说山西。一般人以为山西不够开放,其实是大大的误解。山西的特点是一切立足于自己的现实生存,为着这种现实生存,或者为着改善现实生存,山西是尽可能地广取资源,尽可能地汲取新知,又由于山西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西安、北京都相距不远,所以,其对时代脉搏的感应是非常敏锐、及时的。远的不说,近代的晋商,与清华成立同时的山西大学堂,民国初紧随武昌首义的举义,甚至“文革”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仅次于上海之后。如此等等。只是山西对这些“新知”的汲取及其汲取的程度,一定是要落实到自身的现实生存上,而不是“新知”本身。如果从文化形态上说,阎锡山对其时各种政治派别的关系也是如此。明了了这一点,你也就能明白,赵树理对五四文化、根据地文化、西方文化、民间文化及其价值标尺的汲取视角、程度无出其右。所以,你单单拿赵树理对其中某一种文化形态的汲取就来判定赵树理是某一种文化形态的代表,如五四知识分子立场,如民间文化代表,如根据地文化的方向等等,似乎都可以找到成立的理由,但又都不能概其全部。所以,赵树理作品中的价值标尺、好恶倾向,也是随着农民现实生存状况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1940年代在其笔下倍受讥讽的“三仙姑”,到了1950年代,就成了被肯定的进步中的“小飞娥”,到了1960年代,则成了非常复杂让你一言难尽的“小腿疼”。
如是,或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我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成名或者开始成熟的山西小说作家的创作中,分明地感受到了赵树理的“阴魂不散”。你可以说,这些作家其创作手法、内容、形态有了许多的变化,但在其中,赵树理创作的上述的魂灵却时时地游走于其间。用一句简约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失而神存”。你如果只是从“形”上讨论,那自然差异多多,相差悬殊,但你如果探求于其“神”之遇合,则当会有所新的发现。譬如其对现实生存层面的执著关注并以其为自身的价值根基,譬如其民间伦理的价值标尺,譬如其汲取新知而又不认同新潮及这种汲取新知的视角、程度与现实生存的关系,譬如其与时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张力关系,如此等等。甚至你从学界对他们的误读中,也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对赵树理误读的影子。譬如对葛水平的小说,就多是从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市文化的关系来为其肯定,这种解读自然是必要的,也自有其道理所在,但葛水平小说意蕴的丰富却非仅仅如此。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之评价自然多有失误,但其下列意见却不无道理,他认为,在中国作家笔下,很难看到当今中国的实际生活,在这些作家笔下,是经过各种观念过滤过的生活,而批评家又用流行观念去解释这些作品,如此一来,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这二者之间就有着不小的差距。但顾彬所说的这一缺陷,至少在山西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作家创作中,是不存在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山西的这些作家,是秉承着上述赵树理的那种去除各种观念,如政治观念、文化观念等等之“遮蔽”,直接“回到事物本身”的创作范式的。
自山西文学界提出“后赵树理写作”这一口号以来,其在文坛影响不大,原因我以为有四:第一,创作实绩不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成名较早但主要成名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王祥夫及葛水平,曹利军、王保忠、李来兵、李燕蓉等等,虽阵容可观,但创作实绩尚不足以骄人。第二,时势使然。赵树理写作的时代,其时农民文化――不管是真正的农民文化,还是对农民的文化关注――占据时代主流,而于今,是都市文化的天下。第三,学界研究不力。仅仅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底层写作”,什么是“新左翼文学”的实质这样的话题,赵树理的写作范式及当今的“后赵树理写作”,对之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研究价值,我们仅仅将“农民”这一概念转换成“底层”这一概念,就有着言说不尽的空间,更不要说再论及其它了。第四,传媒时代的传媒弱势。想当初,《钟山》基于对一种新的小说形态的敏感而初提“新写实小说”时,对“新写实小说”的指认也可谓是五花八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积淀、研究,“新写实小说”终于被大家所认识,并开始进入“史性”的研究范围,这于《钟山》所据的传媒强势位置是分不开的。但,影响不大,不等于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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