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提速热潮”,正在短短月余间涌动――
7月27日,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8月20日,首批42家拟在今年年内完成转制工作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名单公布;8月30日,距名单公布仅十天之后,宁夏话剧团正式挂牌改制为宁
“是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的指导,使国有院团改革长期观望、徘徊的局面迅速改观。”8月29日,在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在深入解析了改制的亮点与突破口后,得出上述结论。
新理念之一:消除“唯身份论”,从思想上赋予市场主体平等地位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指出,此次院团改革的特色之一,就是消除“唯身份论”。他介绍说,在体制改革初期,曾经强调一个说法:代表国家水准、民族特色的院团要保留事业体制,而此轮改革明确打破了两个差别:企业身份和事业身份的差别;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的差别。
在《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打破事业、企业界限,消除国有、民营差别,不论行政级次,以艺术生产水平、群众欢迎程度和市场表现作为评价标准,确定重点院团,由国家予以扶持。
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转企改制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我们正处于改制冲刺阶段,不久后将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公司。”东方歌舞团副团长张宪辉说,转为企业的东方演艺公司依然代表国家水准,而且,转制的确带来了发展――“我们从去年9月开始试点改制,最初,大家感觉不改制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伤筋动骨’?可实践发现,改制后作为真正的主体进入市场,就可以联合全国的优质演艺资源做大做强。现在,改制已成为我们的共识,最终我们还要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跨地区、跨行业、代表国家的大型集团。”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世丕认为，打破“唯身份论”带来三个改变――改变了过去院团改革“管天下、不管脚下”的状况,即要求地方院团推进转制,中直院团却按兵不动;改变了过去只动机制不动体制的表层改革模式;改变了把“重点院团”称号变成保护伞,最后“层层有重点,重点都不动”的非科学设计。
“唯身份论”的破除,也给了民营文艺院团平等竞争的大舞台。北京一千零一剧场机构董事长阿婴认为,这有利于在对文艺院团“抓大”的同时“扶小”,扶持符合市场需求的民营院团,使其在产业化中起到作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拿最近打动他的电影《十八个手印》为例,来说明“唯身份论”破除后带来的思想转变:“为什么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进监狱的危险分配土地,开启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有利益诉求。转企改制一定要解决动力问题,要让所有院团的人知道,改革不是减人减钱甩包袱,而是让你放开去发展,对你们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崇尚事业、惧怕企业的思想死结,培育敢闯敢干的市场主体。”
新理念之二:走出“奖项重于票房”误区,面向市场才能面向群众
“改进现行评奖机制,扩大群众对文艺评奖的参与面,合理增加经济效益在评选指标中的比重。”在研讨中,《意见》中的此项条款被很多专家称为“力度大、导向明确、操作性强”的一大举措。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就此解读:“这给出一个信号:文艺演出怎样才算面向群众?今后你的票房、你的上座率,都会作为衡量标准之一。”
“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唯一目的,仓库是最后归宿”,这句话戏谑地概括了近年来社会对文艺评奖的种种质疑。云南省文产办常务副主任、文化厅副厅长范建华指出,出于功利目的,一些地方的文艺评奖确实变了味,形成了作品为评奖而创作、院团为获奖而生存的恶性循环怪圈。而《意见》的相关规定,有助于变革理念,站在市场需求的视角来考虑文艺产品生产,建立既要创精品、造品牌,又要有市场、得票房的生产机制。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已走过了五年改制路,今年5月,又与其他8家企业整合进入北京演艺集团。儿艺副总经理张洪生介绍说,儿艺改革的核心经验之一就是以市场为导向,改变了经营运作模式。每台戏在最初立项阶段,就充分调研观众口味,并预先启动宣传、抢占市场。因此,儿艺不但推出了《迷宫》、《魔山》等大受欢迎的儿童剧目,还以此为依托延展产业链,打造了“木偶城堡”,在剧场周边引入儿童摄影、少儿英语教学等相关商业形态,逐渐形成了以儿童剧演出为核心、多业态共同发展的经营模式。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这种“由面向上级到面向市场”的转变,将促使资源配置机制由集中化变为分散化,从而促进原创、促进艺术市场繁荣,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如果全国2800多个演艺集团都向政府一家讨饭吃,那么政府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一场恶劣的博弈。有了市场机制,演艺市场才可能健康发展。”
制约“面向市场”的难点究竟何在?专家们认为,人才短缺成为突出难题。
“我们不缺艺术人才,而是缺了解市场、适应市场,既懂艺术,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国家话剧院演出策划中心主任刘铁钢说,改革好似上了一套疾驰的马车,驾驭者将是成败的关键,应大力吸纳懂经营管理的其他门类人才进入文艺院团。中国音乐学院原副院长谢大京也认为,搞好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人,应该举办多种类型的人才培训班,通过社会招聘或与相关企业合资合作,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人才。
新理念之三:打破“一刀切”模式,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
转企改制势在必行,然而,改革是否只有一条“标准路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认为,根据文艺院团自身状况与面临环境的不同,可允许并鼓励改革主体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意见》指明了这一点,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方法,并没有要求一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范周分析了《意见》规定的三种转制途径――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院团率先进行整体转制;鼓励引进战略投资者,推动转企和股份制改造同步开展;暂时保留事业体制的院团可组建项目公司,推行市场化运作机制。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研究部主任周城雄表示,文艺院团改制后走向企业化,势必涉及财产权界定问题,到底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合适,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应该是建立一种长效的合理机制,解决改制以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让企业真正有自生能力。每个院团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思路。”
中央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瑾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层目的是为了繁荣演艺市场,弘扬民族文化,因此,突破体制瓶颈只是手段,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可以有多种尝试。尤其是对那些承担着民族文化传承功能的文艺院团,更要在转制后注意经营能力与文化责任的统一。“这次《意见》明确规定,地方戏曲院团等也要转企改制。这是对的。如果不尽快推动改制,我们的演艺水平还会进一步降低。要注意的是,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探索适应自身的新模式。”
转制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谢大京认为,应着眼于制定政策、实施监督、提供服务、立法规范演出市场。此次《意见》明确提出要向转制院团实现资源配置的倾斜,财政投入不减反增,在人员安置、身份转换上给予一定优惠,充分体现政府的政策引导功能。
北京儿艺打造的人偶版“喜羊羊”取得良好票房业绩。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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