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的喜悦

开栏的话

本报新栏目《祝福祖国・那时的我》今天推出。

他们是共和国历史节点上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那个历史时刻的心情和感受,不仅成为这些老专家、老学者、老教授心中永恒的记忆,也汇总

人生真有凑巧事。1986年第二个“教师节”,我成为设立“教师节”之后全国教育系统第一次表彰的先进个人。

9月10日表彰活动那天,正好是我60岁生日。知道获奖时,我在上海出差。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是惭愧。我真是承受不了。

当年的奖品很简单,有奖章、证书、好像还有钢笔。就像1959年我第一次获奖,参加全国群英会,得到的是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笔记本,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教师节”获奖证书现在放在清史研究所,成为研究所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见证。

获奖的具体细节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上面写着“授予人民教师称号”。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教育系统的评奖,给予我的是宝贵的精神上的满足与喜悦:教师已经从“臭老九”的窘迫中解放出来,成为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逐渐解放的时代,大家敢说话了,“教师节”的设立正是国家意志和民声契合的一个回响。大家都感觉到,知识分子的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事,开研究会、讨论会,出书了。那段时间,也是我著作比较多的时期。

“文革”时,我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被分配养猪,过了几年猪倌生活。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我当时精力充沛，正是搞研究的黄金时代，却与书本绝缘。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我回归工作岗位，忙碌起自己的专业，同许多历经风雨的同志们一样，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部系统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副校长郭影秋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是主编，每天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阅、抄录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这本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甚至逐句逐字修改，70多万字的书，用了大约7年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阐释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书，成为清史专业入门和研究的基本教程。

我想，1986年那次获奖，应该和这个有关。

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我时时感到，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什么？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套大型清史的规划，我也曾为此而努力忙碌了一阵子，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规划曾三次搁浅。1959年那次，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没能启动；1965年那次，因“文革”停办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那次，因为拨乱反正，万事待理，国家财政也紧，又没能启动。

上世纪50年代，我曾编写《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写到太平天国失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之后，撰写第二卷，由于各种运动太多，弄得人头晕脑涨，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写完时，有学者因写洋务运动的文章而受批判，我这一卷主要的篇幅恰好是洋务运动，因此只印了油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接着又写了第三卷，写到戊戌变法，“文革”来了。

到了新世纪，改革开放使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盛世修史，我和史学界的同仁深感好机会来了，于是为编纂清史竭力呼吁。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终于启动了。那时我75岁，几十年的盼望实现了，原以为我有生之年还赶不上了呢。

我一共写过700多篇文章，出版了将近30本书，至今还没退休，真是老教师了。眼看着人大清史研究所成为国内拥有人数最多的清史研究人才基地，心里真高兴。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叙述历史，第二考证历史，第三解释历史。我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到的理想境界。

（本报记者靳晓燕整理） 

一九八六年的戴逸。（资料照片）

人物简历戴逸,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1926年9月生,江苏常熟人。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9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辞典》等。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4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著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