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有扩大趋势，这不仅表现在农民收入、基础设施、科技卫生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教育水平及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上。基于此，2007年国家批准在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
为提高贫困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整体素质，推进城乡中小学英语教学均衡发展，香港田家炳基金会从2008年12月起设立专项基金，对重庆市黔江区、涪陵区、垫江县、开县4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中小学英语教师进行为期3年的扶助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重庆市贫困地区中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英语教学实践能力，增强其主动学习的动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促进教师和学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港渝英语培训专家的协作和交流，努力创造出英语教师培训的新模式，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英语教师培训做出示范（以下简称“重庆模式”）。在对重庆农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重庆模式”为例，笔者试图为统筹城乡背景下农村英语教师培训模式的构建，为西部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以下可借鉴的思路。
第一，树立城乡英语教师培训资源配置统筹观。我国教师培训资源配置的主体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社会和学校，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协调作用，共同构成教师培训资源配置主体的有机整体。调动各主体参与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决定能够实现资源统筹配置的关键。“重庆模式”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由市教委统筹香港田家炳基金会、重庆市高校、主城区教师进修学院和主城区八所重点中小学的人财物资源，根据“针对性、有效性、服务性”的原则，对贫困农村英语教师培训做了为期三年的培训资源系统配置。香港教师自愿者、重庆市高校英语教师、主城四所教师进修学院英语教师、主城八所重点中小学小英语教师构成了培训的教学团队和助教团队，形成了培训“一条龙”。整个培训采取高校教师为主的集中培训与教师进修学院的送教下乡培训和农村学校派教师到主城八所中小学观摩学习的培训相结合，有助于培训资源功能的释放和发挥。
第二，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特殊情况的英语教师培训模式。在贫困地区，由于地域、学校、教师个人等因素的影响，英语教师的水平差异比城市更为突出，如何提升一个区域整体英语教师的素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重庆模式”采用梯级辐射培训模式，即“骨干教师培训―一线教师培训―辐射带动全员”。首先，通过集中研修、分散研修、送教指导、合作学习、远程培训和赴港学习等方式培训100名骨干教师培训，包括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设计、英语教育理论与英语教学方法、学生英语自学能力的培养与指导、英语教学环境与教学资源，目标是使他们能够胜任或者辅助对一线中小学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指导一线中小学英语教师开展教学实践。然后，启动300名一线教师的培训，继续组织高师院校、四所教师进修学院送教下乡、驻校跟踪指导，包括英语专业知识与技能、英语课外活动组织和环境创设、课堂教学微技能，通过培训，提高其英语教学实践能力，并能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建立新的英语教师培训质量评估机制。目前，教师培训一般由教育行政有关部门按照常规培训安排，由培训机构制定课程培训计划，培训结束后则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继续教育培训证书。但这类模式缺乏对培训质量的跟踪和信息反馈机制。“重庆模式”在培训管理中设立了评估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培训项目的成效与不足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评估组专家既非管理部门也非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而是来自渝港高校的英语教育专家。评估组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小组座谈、课堂观察、比较研究和信息分析等定量定性综合性评估方法，重点评估培训课程的设置、培训资源的利用、培训管理的实效。评估组全程跟进培训的全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培训结束后都有基于客观的数据分析的评估报告，供项目督导委员会、项目专家委员会和项目管理办公室讨论，并对下一期培训做出相应的规划与调整。评估机制的引入促进了培训管理、培训团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了培训质量。
第四，完善农村英语教师培训激励制度。贫困地区英语教师培训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如培训机构的培训工作缺乏连续性，学校领导重视不够，参加培训的教师热情不高等，所以，一个好的培训项目必须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积极鼓励各方参与到培训项目之中。在“重庆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市教委和区县教委都制定了相关的激励制度，参培教师在三年的培训项目结束时考核为“优”的，可以直接升为市级骨干教师或者区县级骨干教师，并在职称晋升或者其他方面晋级时优先考虑。基于此，学校领导的思想也开始解放，积极鼓励参培教师在他们的实际教学中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大胆尝试新的教学理念，积极创造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让他们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重庆模式”不仅给予参培教师以激励，还资助所有参加培训的教学团队、评估团队和管理团队以课题研究的形式对农村英语教师培训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农村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途径，为农村英语教师培训提供长期稳定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避免了以前一批培训教师“做完培训就走人”的现象。
第五，构建多方协作的英语教师网络。一个培训不能解决所有农村英语教师的问题，比如大班教学的问题、自身学习能力的问题、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以及教学动力和热情不足的问题等，因此，参培教师在培训后又会陷入新的困惑。“重庆模式”在四个贫困区县的八所中小学校建立了项目学校，形成以项目学校为中心、地区政府和学校全方位协作的区县英语教师合作学习团队，其主要特点在于依托田家炳基金建立的项目学校资源中心，联系全区县的英语教师，形成自己的英语教师网络。在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校的教师以及港方和境外专家的指导下，项目学校资源中心和英语教师网络的使用效能逐渐发挥其效能。在网络背景下，城乡界限、地域界限逐渐被打破，农村英语教师在广泛的同行交流中对个人专业素养、集体文化建构、教师团队合作、教师自我认同、教师权利、责任与义务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城乡英语教育的差距也会随之而变得越来越小。
在统筹城乡背景下，“重庆模式”突显了以下特点：香港重庆精诚合作，把重庆贫困地区薄弱的英语学科作为扶助的重点，在“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培训理念指导下，协调整合城乡教育资源，以梯级辐射方式进行英语骨干教师培训和一线教师培训。“重庆模式”的成效初步显现，培训课程的创新、培训资源的统筹及培训管理的实效为西部其他贫困地区的英语教师培训有着借鉴参考作用。目前，各方还在努力实践并进一步完善“重庆模式”，为该模式在西部农村地区有更广泛的推广价值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基地现代外语教育研究所、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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