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近晚。到了书库关闭的时刻。善本书甲库、乙库、四库……一间间大库依次闭窗、熄灯、断电。连续54年，在这个时候，人们总能看到陈恩惠的背影，最后一个缓缓退出库门。之所以倒退出库，是要最后再看一眼各库是否还有光亮，确认库中珍稀古籍安全无虞。从陈恩惠老人到今天，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书库管理员已经换了一茬
截至2009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入藏量已经超过2700万册件，可谓浩如烟海，但是，走过整整百年岁月，国图员工深知一石一瓦的累积来之不易，一册一件馆藏的搜求何其艰辛。
80年前，当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迎来其发展的第一个春天的时候，《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北平之文化中心，不在‘有光荣历史’之北大，更不在师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等，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不特其规模壮大，收罗宏富，一时无两，即其陶冶学者之处，亦迥非任何学校所能及。”
今天，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带给我们的骄傲，不仅仅是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每日逾万人次的到馆读者流量，不仅仅是其25万平方米、位居全球三甲之一的馆舍面积，也不仅仅是其拥有排名世界第五的浩瀚文献收藏、名列前茅的海量数字资源。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百年来埋藏在中国人心底“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始终不曾磨灭。
“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于动荡中的清朝末年。1909年9月9日，已是风烛残年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抱病奏请朝廷建立京师图书馆。十个月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半年前，清政府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在进行最后的自救努力。
此时，西方各国在大都市设立公共图书馆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这引起了赴海外考察的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清人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记述道，伦敦“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入而览观……都中人士，无论贫富，入而批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据统计，1900年前后，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已达到360所。起步较晚的法国，在1908年时,仅巴黎也已经有了80所通俗图书馆……
在中国，建设公立图书馆的要求也日渐高涨。著名学者罗振玉表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他慨叹道，“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珍贵私家藏书的觊觎，也引起了当时学部的重视，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清廷设立京师图书馆以免国宝流散的进程。
张之洞上奏当日，清廷即下旨准行。同时，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等移送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在建立的第一天，就拥有了这些珍贵馆藏。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使得图书馆筹建经费捉襟见肘。“请款”，成为当时主持筹建者最为重要，也最无望的工作。尽管如此，通过调拨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典籍，采进、抄录江南私家藏书，拨入敦煌遗书，征集金石拓本等，到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图书馆馆藏也小有规模，计有善本书880部28412卷10822册、阅览书4544部122963卷41504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8662卷。
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因陋就简，栖身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无论士农工商军界暨女学界，皆得入览”。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虽然起步艰难，但毕竟实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重要转变。
“深识文化之不可淹，职责之不可弃，雅不欲馆事由此废辍……相与奋力维持，恒竟日不谋一饱，亦孜孜从事而弗他顾，其精诚有足多者”。――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
由于地处偏僻，设施简陋，京师图书馆不仅读者寥寥，而且饱受批评――“以首都之地，而所谓图书馆者，简陋如是，是谁之咎欤？”仅维持了一年零两个月，京师图书馆就不得不闭馆。直至1917年，辗转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再度开放。
由于缺乏经费，此时的京师图书馆仍然没能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政费愈以绌，馆务愈不支”，以致当时主持馆务的徐鸿宝等人只能以私人贷款垫付技工、馆役的工资及煤水杂支等费用。至于馆员，则“恒三数月不给薪”，即使发放，也“不过数元，竟或数角，均终岁之所入不及佣保走卒之丰”。
在这样的情况下，怀抱文化守望者的信念，京师图书馆馆员“深识文化之不可淹，职责之不可弃，雅不欲馆事由此废辍”，苦苦支撑着图书馆的日常运行，“相与奋力维持，恒竟日不谋一饱，亦孜孜从事而弗他顾，其精诚有足多者”。
1929年，当时已改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所属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由于有了后者提供的稳定经费来源，新成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其“搜访之勤为历年冠”――于1929年和1930年先后斥重金购入西夏文古籍和“样式雷”工程模型及图档。前者从未见于著录，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购入展览，引起轰动，至今仍是西夏学研究的稀世珍品；后者模型为清廷皇家建筑“烫样”，精巧至极，2007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两项珍品入藏，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二为供给科学研究”的购书政策诠释得淋漓尽致。
同时，其开放的阅览理念，使读者人数由1917年的三千多人次激增到1929年的五万两千人次。读者服务也从单一阅览，延伸到外借、复制、参考咨询、馆际合作等。
其间，北海之畔的新馆建设也在筹划中。新馆设计采用国际竞标的方式，作品密封后交由美国建筑学会组织的专家组提出评审意见。最终，丹麦人莫律兰的方案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新馆的最初设计取向和最终定案以及细节处理，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从外观上，采用传统宫殿样式，屋顶覆盖碧琉璃瓦，内外装饰也采用中国传统的颜色与图案，强调与周边的北海、景山、故宫协调辉映；在建筑材料上，放弃了中国传统的木质建材，而使用钢筋水泥，有效避免了火灾；在实用性上，特别考虑了直接使用阳光，避免“过广多费之病”；更重要的在于其布局的“弹性”，“随所布置，便于将来之扩充，均有伸缩之余地。”
1931年，文津街新馆落成开放，结束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自成立以来二十余年没有专用馆舍的历史，书库大幅容量，文献安全更有保障，接待读者能力大幅提高。
“一国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兴衰相为表里。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爝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然而发挥光大，尚复有待。吾人不敏，愿与全国同仁互相提携，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豪情满怀。
“希望祖国还有前途，没有离开北图的职工，只有每日由家带上窝头咸菜来馆上班，终日喝不到一口热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陈恩惠《题写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石有感》
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已是战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虎视眈眈，令日渐兴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深感危机迫在眉睫。
借战争之机掠夺中国的文物，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早已明目张胆。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便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公然宣称“搜集大陆邻邦的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更赤裸裸地表示，“战时搜集之便，比平时易以低廉之价格得到名品”，“比平时易有搬运重物品之方法”，“战时搜集毫不悖国际公法之通义”。
有鉴于此，“九一八”事变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贵善本陆续启运南迁。至“七七”事变前，馆藏全部善本甲库、乙库藏书，敦煌遗书，内阁大库舆图及参谋部地图、金石拓本及楚器、西文善本及专门杂志等已陆续南运南京、上海等地。但文津阁《四库全书》、1936年以后购入的善本书以及大量普通中西文图书、普通舆图与普通金石拓本则全部滞留北平，落入侵略者的掌控中。
国立北平图书馆部分馆员南下，辗转湘、滇等地继续办馆，而部分员工则留守沦陷区，与日伪当局相周旋，竭力保全珍贵馆藏免遭劫掠。陈恩惠便是当年留守北平的馆员之一。他回忆道，当时“希望祖国还有前途，没有离开北图的职工，只有每日由家带上窝头咸菜来馆上班，终日喝不到一口热水。一个月只能分到半袋面粉，还不敢拿回家去吃，赶紧送到切面铺里换了钱，可以买到四十斤的杂合面。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而最让所有员工记挂的，还是南迁古籍的命运。
淞沪会战后，虽然上海沦陷，但国外租界尚可避风，然而，1940年法军战场失利,日军开始肆意进入上海法租界搜查,扣押国民政府物资。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法租界震旦博物院内价值连城的国宝善本此时已成危卵。
为此，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商议，将这批存沪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建议虽然得到美方同意，但美方不愿政府出面，若由国会图书馆派人押运，又恐反惹日军注意。因此美方要求中方自己想办法运输。
1941年初，胡适个人出资，请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员工王重民返沪，协助袁同礼甄选最珍贵古籍。在三个月里，两人共择善本珍品2720种，计3万余册，分装102箱。计划海运赴美，又特意在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谁知时任上海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不同意为这批特殊的货物发放通关凭证，运书之事几近夭折。
直到1941年9月，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钱存训由其夫人的同学介绍，得到海关外勤张某的帮助――约定在张某值勤时，把书箱送到海关，由张某检查、放行。于是，这102箱书籍化整为零，分成10批每批约10箱，以代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为名报关，交商船运送。由此，从10月起，每隔几日逢张某值班，上海办事处便送一批书箱去海关报关。前后历经两个月，最后一批书箱于12月5日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装运出口。
岂料两日后，太平洋战争即告爆发。有消息称，哈里逊总统号在去马尼拉途中遭到日军俘获。这令北平图书馆员工焦虑万分，并费尽心机打探相关消息。直到1942年6月，最终得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宣布，国立北平图书馆全部102箱古籍善本已安全到达华盛顿，大家悬了半年之久的心才终于踏实下来。
抗战期间，被日军劫掠的中文图书典籍的确切册数已无法统计，但已知至少有28种“国宝”级文献遭劫，其中包括宋刊本《五臣注文选》、《礼记》、《后汉书》以及加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章的明人写本《永乐大典》数卷等。国立北
平图书馆也遭受重创，但包括《四库全书》及留在北平的善本书籍未受损失，由沪运回的中西文图书亦完整无缺。其中，诸多馆员的竭力护佑功不可没。
“塑人魂，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启民智，若熹光初照，群类熙康。以是知民之有国图，乃民之幸也；国之有国图，乃国之祥也。国图之血脉，固与民与国共流淌也。”――詹福瑞《百年国图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购书经费逐年递增，加之出版单位缴送、政府拨交、私人和单位的捐赠以及国际图刊交换，其藏书渐成体系和特色。
1958年，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总量已经升至560余万册，是1949年的3倍多；新中国成立前每年馆藏补充书刊不过3万余册，而此时每年补充书刊超过40万册。
仅1954年，北京图书馆全年办证读者就达两万一千余人，临时办证读者四万余人。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文教工作者在读者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14.3%，而1958年则增至21.4%。
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先后将抗战时期抢救下来的4330多卷《赵城金藏》和50年代苏联、东德各图书馆归还的67册《永乐大典》拨交馆内典藏。各地藏书家也纷纷把珍藏的古籍献给国家，转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几百年来公私流传的珍本图书大都流向北京图书馆集中。
每年几十万册件的藏书量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北京图书馆建筑空间的增长速度。新馆建设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图书馆原地扩建规划的计划后作出了这样的批示。1974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图书馆提出了一个长达75年的长期建设规划：一期工程满足2000年前的需要――藏书达2000万册，读者座位3000个；1999年前扩建二期工程，建成后可适应其后50年的需要。
1987年，北京图书馆14万平方米新馆投入使用。条件与环境的极大改善，科技含量的增加，使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一举跨入世界先进图书馆的行列。2008年，已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二期工程建设完成，又一次实现了脱胎换骨。
“塑人魂，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启民智，若熹光初照，群类熙康。以是知民之有国图，乃民之幸也；国之有国图，乃国之祥也。国图之血脉，固与民与国共流淌也。”国家图书馆第25任馆长詹福瑞在国图百年之际作赋这样写道。
回首国图百年曲折历程，詹福瑞表示，最令他感动的，一是国家图书馆始终不变海纳百川的气度，一是始终不渝甘于奉献的精神。他表示，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已经确立了“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的目标――建立面向国家立法与决策、重点教育科研生产单位、社会公众的多层次服务体系；服务模式从提供实体型文献为主向提供实体型文献与数字型文献并重转移，从一般性的文献借阅服务向深层次、个性化服务转移；服务手段从到馆的、手工的文献借阅服务为主向远程的、网络化的文献信息推送服务为主转移，增强国家图书馆提供信息与知识服务的能力。“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一切从读者的需求出发，以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为工作的起点、自身研究的目的。这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精神。”
伴随全覆盖的无线网络、自动识别的寻书系统等高科技手段的，是阅览室门口静立的自动饮水机，是回廊里宽大舒适的沙发，是醒目柜台后随时待命的咨询馆员……点滴之中，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已经在国家图书馆落地生根。
走过百年，未来的国家图书馆又将是怎样？“我猜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曾经这样说。
读者在国家图书馆阅览室读书。国家图书馆资料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