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60年
60年前毛泽东同志激情洋溢地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
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想追求。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
60年前，当人民领袖毛泽东自豪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时候，近现代中国为民主捐躯的先行者和先烈们播下的种子，终于开出了理想之花。中国人民踏上了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
从“九三学社不要解散”谈起
60年前的故事：
1949年春的一天下午，住在香山的毛泽东，乘车来到北京城内。今天，他是来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与他们畅叙友情。
黎锦熙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他对毛泽东说，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了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伟人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的蓝图――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过：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这幅民主政治蓝图，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这次谈话后不久，6月15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134人，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9月21日下午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了。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的54响礼炮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激动不已,起立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因为这次会议将宣布新中国的诞生。
在会上选出来的中央人民政府7位主席、副主席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人当选为副主席。
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党制度。
亲历者实录：
成思危，这位海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民建的成员。他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还担任过化工部副部长，1996年起担任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起历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谈到我们的政党制度，他深有体会：“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
海外有评论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职多是“坐虚位”、“无实权”，成思危说，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在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时候，我对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工作是完全有权作出决策的。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我和中共党籍的副委员长一样，也是独当一面的。”
按照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党制。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民主党派还要不要存在，也曾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16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邓小平认为，在当今中国，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制度已经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或多党竞争制，也不是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神圣的一票
56年前的故事：
1953年12月8日，北京的隆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公民的身份，来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投下了庄重的一票。
那年夏天，在充满民主激情的中国，公民们第一次领到了自己的选民证，到基层选举站投下了神圣的一票。投票率达到85.88%。
近3亿人参加选举，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是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时，我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1952年11月间，召开全国和地方人大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党中央决定普选人民代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当时有些人对此有种种顾虑。毛泽东了解后对大家说：“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1954年9月15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正式建立起来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我国至今共召开了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了7届。
亲历者实录：
80岁的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她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连续11届被村民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曾经13次见过毛主席，跟周总理在西花厅吃过饭。她的经历被江泽民同志称为“凤毛麟角”。
她还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情景。她说：当时我从村里骑毛驴到长治市，再坐敞篷车到太原，转坐火车去北京。听说我们可以见到毛主席，大家都非常激动。
当人们问申纪兰为什么大家一直选你当代表时，她说，因为我一直代表农民的利益，跟农民在一起。有困难找我，我就帮他们。我当了干部还跟农民在一起，还劳动，还种地，几十年都不谋私利。
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共有280多万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8.4％。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一院制，而不是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的两院制。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重大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不断完善，实行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增设了专门委员会，还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
时至今日，人大制度越来越完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越来越发展。
从合寨村大樟树下起步的村民自治
29年前的故事：
那是1980年2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的果作生产队，85户农民代表在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全村新的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制定了村规民约，负责全村的公共事务。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投下的一张张选票，写下了新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历史的第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们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了乡政权。与此同时，原来的农村生产大队也不复存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广西农民建立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村里的治安和风气逐渐好起来。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彭真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和民政部派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
亲历者实录：
白益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民委员会诞生时，他是民政部民政司即后来的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司长。根据彭真的指示和民政部的工作安排，这个司负责起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他是这一重要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诞生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
他清楚地记得，在文件起草工作遇到各种思想障碍的时候，是彭真挺身而出，在人大常委会联组会议上即席发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没有什么民主传统。这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抓两头。上面，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认真执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下面，基层实行民主，凡是关系群众利益的，由群众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把村民委员会办好，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起草工作历时4年，反复修改30次才出台，又经过近8年试行，一直到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施行，定位为“国家的基本法”。
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讨论、通过和颁布之际，被农民称为“海选”的直接选举方式，在全国农村以各种形式推广了开来。
到如今，全国农村已经建立了60多万个村民委员会。90%以上的农村还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
合寨村那块写有“村民委员会”字样的木牌，已经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见证。亿万农民的这一伟大创举，意味着中国农民不仅在改革中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在村务管理中有了自治权。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与此同时，我们完善了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建立了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其他城市基层民主形式也普遍推行。
今天，在中国民主政治体制中，除了已经建立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又创造了包括村民委员会制度、居民委员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学者们称它们是中国的“四大民主制度”。
这就是，中国人民在60年民主求索中，获得的丰硕成果！
图为凉山彝族地区村民大会现场向春玲提供
数据库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情况：
在全国，有18.7万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人，全国人大常委49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人。
2007年，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卫生部部长。有18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职务副职。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30人。全国40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62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36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截至2008年6月，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2万人。
图片故事
北京大学教授孙小礼（上图后排右），曾经在新政协秘书处工作。她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会务工作。回忆起当年，她说――
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会之前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
1949年9月17日晚上，我在中南海勤政殿的签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人们围住了，他们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簇拥到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毛主席笑了笑，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见下图）。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
当时，领导还通知我和荆惕华负责宋庆龄的报到。那天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来签到，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名字。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就有这幅宋庆龄在政协报到的照片，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见上图）。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进了这个历史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问：“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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