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新中国60年・学者对话”栏目自推出以来，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共鸣。本期我们访问到三位国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新中国60周年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将从专业学者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发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
价。
主持人：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杨政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余晓葵
本报驻马尼拉记者王传军
嘉宾：
俄中友协主席、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 戴维・蓝普顿
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教授林智聪
季塔连科院士――
“你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记者：作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几十年来您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您如何看待这60年中国走过的路程？
季塔连科：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当代世界的主要强国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中国在国内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人民三十多年的努力为中国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强大和牢固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制定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方针。实践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成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灯塔，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中国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让人们有信心去解决本国的问题，许多人说：“应该以中国为榜样！”“中国能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到？”说中国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并不是要简单地重复中国的经验，而是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思索的源泉。最令人佩服的是，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领导人并未因此陶醉，他们认识到，虽然取得了成绩，但还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不能在胜利面前迷失方向而停滞不前。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共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反复强调突出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中共为使全社会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制定出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维护了党的威信，巩固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
中共还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和方略，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小康社会等主张，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现实情况，这些口号和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的实践证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许多不赞成社会主义学说的西方学者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说，“中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突破，中共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无限美好的‘乌托邦’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在这方面，中共对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记者：请您谈谈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季塔连科：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中共领导及时研究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阶层，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所有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后来，胡锦涛总书记又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这些都是对当代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领导人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出发，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新任务，要求党的方针政策要考虑中国民族的传统因素，科学发展观就是考虑了传统、现实和对未来的前瞻而提出的，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在对外政策中，中国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即任何冲突和矛盾都应通过政治和文化手段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和战争手段。科学发展观表现在国际事务方面，就是共同发展，互利双赢。这一思想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对发展和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戴维・蓝普顿教授――
“难以置信的沧桑巨变”
记者：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开始研究中国，有过近百次的访华体验。中国发生的哪些变化让您印象深刻？
蓝普顿：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已经蜚声世界，但人们了解更多的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市以及深圳、大连、厦门等沿海城市。近几年，我对中国农村的变化留下很深印象。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乡差别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也是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1982年，我曾在湖北研究水资源问题，几乎走遍了湖北的乡村。当时的湖北农村，基础设施破旧不堪，人们的生活还极度贫穷。今年早些时候，我重返湖北丹江口农村，对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真的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无论是公路网、铁路线、供电状况，还有农村整体的电气化水平，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地灌溉系统的变化，过去的水渠是直接挖泥成渠，现在则全是水泥渠道，更加节约和高效。坦率地说，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丹江口在发展中还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你不得不为中国农村的变化所震惊。
记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国际风云的激变和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依您之见，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的历史巨变？
蓝普顿：很多因素成就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首先应该称道的是普通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中国人民是富于创造性的人民。放眼现在的世界，你在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人的成功身影。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决策和发展战略。在原来的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新的形势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及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调整，下放中央权力，放松市场管制，鼓励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中国摆脱了单一的国有制经济结构，并紧盯国际发展潮流，及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永远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走过弯路。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时候，也不可能给所有问题设计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面对改革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中国领导层总是能够做出及时灵活的政策调整。
放眼整个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机制和发展战略还不够完善，未能为本国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中国领导层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规划，并全神贯注地加以贯彻实施和调整改进。这是一种成功的领导模式，是中国从众多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记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步伐的加快，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备受美国和世界的瞩目。您在2000年出版的《同床异梦》，曾敏锐地触及这一问题，探讨了更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的途径。在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关系身处何种境地？
蓝普顿：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同舟共济。7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战略互信的一次重要提升。中美双方承诺将各自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拟就了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同意在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进行合作，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这说明，中美两国都对对方利益体现出了应有的关注。
林智聪教授――
“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60年”
记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您就作为菲律宾第一批外交官派驻中国，后来作为中国问题权威，您又多次访问中国，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对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您是有发言权的。
林智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其实就是中国领导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使中国重新崛起的6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也是中国经济探索发展的历程。毛泽东在中国建立新政权后便着手恢复经济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而且世界明确划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与莫斯科站在同一阵营，加上苏联当时是超级大国,工业化程度较高,因此中国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照搬苏联。然而由于两国具体国情不同,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明显水土不服。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忘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患难兄弟,在美苏等富裕国家拒绝非洲的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发展援助的要求后,中国欣然同意向坦、赞伸出援手,这也是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贫穷国家帮助贫穷国家的国际互助现象。
邓小平上台后，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后,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国情相结合，大胆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推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虽然去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已导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虽然中国经济遇到了严峻挑战，然而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中的增长亮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反弹将带动亚洲经济早日复苏，进而拯救世界经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严重困难到目前的经济腾飞，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在过去的60年里终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记者：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迅速上升，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发展方向，并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智聪：经济的腾飞使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但这并没有使中国因此而改变自上世纪50年代中推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通过“软实力”外交逐步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在国内外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面前，不但承诺不将人民币贬值,而且还与韩日及东盟等推出清迈倡议，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复苏以及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经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宣布，今后3―5年?对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的信贷和建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用于支持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大大有助于东盟及本地区经济早日复苏,这难道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即使在涉及主权的南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向南海主权声索国使用武力威胁，而是为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与东盟相关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的大国风范?我相信,即使将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她仍将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主席。曾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担任研究员，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
戴维・蓝普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中国研究系主任，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88年到1997年间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担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现被视为美国新政府对华决策的重要幕僚。
林智聪菲律宾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及政治分析家。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后留校任教于新闻学院和亚洲中心，曾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1975年菲中建交前曾担任马科斯总统菲中建交专家组成员，菲中建交后曾为首批驻华外交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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