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生考试都及格了，但是就业后到了岗位上，我们的行业企业并不一定满意”。“高职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学会生存”。对已经有半壁江山称誉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近乎老套的话题，但是其中的内涵不能不引人思考。今年暑期在青岛举办的2009高等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上,汇聚了国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史忠健教授一口气提出了有关高职教育发展的一大串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异同何在？
人才培养的普适性规格与行业标准如何衔接？专业设置与职业相关度的关系如何把握？教师队伍的需求状态以及如何达成？
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经济、社会发展、人事劳动部门之间，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分工、互动，以及与高等职业院校的责任？
高等院校在社会文化学术传统继承发扬中的历史地位、作用与高校服务于社会、提供与满足于社会现在需要间的辩证关系？
高等职业院校领导体制是否需要改进？是否需要完善？与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如何评价？
市场、政府与行业、企事业在高等职业教育当中的地位和能动的方式？
史忠健说，我们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危机与缺失，我主要的思考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从体制上看，我们高等职业教育生存、运行环境方面的制约，称之为“惯性危机”。另外一种是高等教育，特别是院校本身内部的一种治理的不完善。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的要求也是颠覆性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供给方在人才培养规格、数量、质量乃至对接时间、地点等要求，同社会需求方产生的差距与矛盾。
史忠健思考的第二方面是高等职业教育同社会紧密的联系，不仅仅取决于制度、市场方面，还取决于高职院校自身治理的状况。
他认为，国有高等院校以国家所有制为前提，由国家和国家委托下的下级政府，或者是有关的组织来设立与管理。在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由省、市两级人民政府或者公共行业组织设立并进行管理。这就产生了权益治理的问题，所有者权益与决策者权益的缺位，办学决策与实施后果的一定程度、或多或少的剥离，导致了高职院校都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甚至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不同层面很严重的后果，有决策方面的，有战略方面的，也有日常管理方面的。这些管理造成了决策者与实施者实施后果的剥离。这些问题不容回避。高职教育要讲求学生个性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李进说：“我们要走的路，就是职前、职后贯通这么一条路，培养社会所适应、所需求的人才。于是我们会面临三个共同的话题：一是我们输送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二是我们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学习？三是我们要营造什么样的学校？”
“高职院校输送什么样的学生，不是由学校说了算，而是由社会、行业、企业说了算。”李教授说，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在外企工作的技能。因为本土的人才有几个硬伤：一个是外语应用能力弱；二是专业应用技能弱；三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弱；四是跨文化认同能力弱。
高职教育没有统一的模式，绝对不能拘泥于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个性特色。
李进认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放在碗里，是碗的形状；放在杯子里，是杯子的形状，有非常强的适应的能力，这种使命能力保障我们的学生适应岗位变动的频率，保障我们的学生适应技术能级提升的速率。因此高职教育不是简单的教育，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他十分欣赏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说过的一句话：永远别让你的技巧胜过你的品德。这也十分符合中国古人的观点“不能养德，终归末技”。“1+1+1应当大于3”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研讨会上提出，职业教育跨越了教育和学习两个阶段，这就意味着它必须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职业的规律，一个是教育的规律，两者是不可分离。
姜研究员说，职业教育这个大的体系包含的一个是学科体系，一个就是一个行动体系。
学科体系的特征是形散而神不散，过程特征是神散而形不散。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学习的过程，总是由部分求整体，把每一个内容都学好了之后，就认为掌握了整体。比如说重视理论，我们就开出了很多课，理论1、理论2、理论N。实践上要关注技能，我们又开了很多的技能课，技能1、技能2、技能N。学生理论知道了，技能也知道了，但是又说还要关注人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于是我们又开很多的课，价值观1、价值观2、价值观N，但是我们终究培养不出来创新型的人才。
他说，亚里士多德早说过，系统的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如果我们系统和要素之间分离学的话，系统的整体功能1+1+1一定小于3；如果我们系统要素要整体的把握的话，1+1+1肯定是大于3的，我们的课题整体是什么？我们把这三者求合，不是做加法，而是积分。
本报记者朱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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