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不熟悉的人,见面就探讨国家什么时候入关,这实在是世界奇观。这个大奇观是由很多小奇观组成的
在电梯口碰到一位邻居。刚回来?刚回来。我也记不得是谁先问谁。这就好比说一声Hi,你好,Hello,吃饭了吗?人和人见了面总要发出什么声音。进了电梯,好像就该开始哈罗之后的寒喧。我说:你看我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对一无来往的人就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对方笑笑,宽容又大度地说:早晚会入的。
回答正确。多早多晚总要入关的(后来改为入世)。这是1994年。
有一个时期,觉得入关的日期正在朦胧中显现,又一个时期,又觉得那日期正在显现中朦胧。
那些日子,朋友碰在一起,常常互问:你看什么时候能入关?问者并不期望对方一定能答出个什么,而只是关心此事只是明白这是三五友人在一起时能叫大家感兴趣的谈资。答者也并不认为自己就需要讲出个道道来,只是说他猜想他觉得他看呀他估计。
熟悉不熟悉的人,见面就探讨国家什么时候入关,这实在是世界奇观。这个大奇观是由很多小奇观组成的。譬如我就在那时开始在《北方经济导报》的头版,每期写一篇经济导评。十几年后的我真想问一下那时的我: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到现在都不懂人民币存款利率,可那时就敢导评经济。因为,那时是那时呵。
那时我们经历了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经历了文化革大命(借用上海明星周立波语),经历了解放初期充满希望也充满艰辛的岁月。1949年一个叫王成喜的河南孩子上小学了。他天天带一破篮,中午放学回家时,一路拾捡柴禾好帮妈妈做饭。他初中时饿急了,妈叫他卸下门板去换胡萝卜。高中毕业前,成喜听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生。他从家乡去郑州再去北京考试的话,来回路费要十二元,还要一元报名费。他割草晒干了卖。他捡破烂儿卖。他捡塑料布捡肉骨头捡碎玻璃卖。妈用榆树叶和成面做成够他吃一周的菜团子,成喜,带上。妈,你吃一个。
妈不吃。
50年后,1999年11月在联合国大厦首次展出全国政协委员的七十多幅字画。刘炳森和王成喜代表书画家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上剪彩。
一个国家有一部历史,一个人也是一部历史。
再说2001年9月18日报载中国结束入世长跑,就要按世贸的游戏规则进行商贸活动了:融资手段、风险投资、股权交易、金融规范。9月19日第二届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水到渠成地召开了。
参加CBD中央商务区的会,觉得,一下子,全北京的人都会讲英语了。譬如:CBD。C、B、D是哪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甭管那么多了您呐,反正,CBD就是亮点,就是财富,就是跨国公司,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吃饭倍儿香,身体倍儿棒!
CBD,蒙上了一层神秘又辉煌、美丽又莫测的面纱。离CBD远远近近的楼盘,在宣扬诸种个性化优长之外,往往要突出比优长更优长的一点:地处CBD、泛CBD、亲CBD,等等。我想起有篇小说叫《亲亲土豆》,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恐怕真想亲亲CBD了。
北京的CBD区,原是五十年代的工厂区。夸大地说,那时或许可以从数烟囱来获得城市发展的数据。
北京人均手机1.2部。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的新器官。生逢其时运气好。人们说:“我只有感谢时代!”
五十年代,1954年陕西省高考第一名,韩城县中学的党治国,考上了清华大学。他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前照相。他上穿蓝粗布衣,下穿用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带肥腿裤。白裤带捣乱似的从腰部溜了下来,快活地荡在黑粗布前。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走上讲台为钱伟长为黄万里辩论:他们不是右派。于是,清华的大三学生党治国步他的老师们的后尘,也成了右派。原先他的同窗好友有点结巴,一见他就叫:党党、党、党――治国!后来结巴老弟干脆把他的名字简化成一个字:党!这下自然不敢再叫他党了。只在没人注意时说上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没想到,两个月后,结巴老弟也成了“浪子”。浪子二号见了浪子一号,只能摇着头说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1980年浪子一号获释,后来又获得补发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只是证书上的照片是个老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的五十来岁的党治国。
后来,从广东到东北各地抢着邀请党治国去作经济改革的演讲。
八十年代,呼唤人才。1984年,紧挨着北京建国饭店,建起了当时还鲜见的合资饭店:京伦。上上下下的京伦人,平均年龄是21岁。
1984年7月8日凌晨5点,上海电视台的后门集结着几千顾客,等着上午9点开始出售电脑讲义。顾客挤扁了一只铁制的垃圾箱,挤碎了售书窗口的几块玻璃,挤丢了自己的鞋……
1985年,标着TAXI的出租车开始奔驰在北京街头。那时汽车少电话更少。广州人说话:广州有一怪,电话不如汽车快。有一次我在广州给广州的某单位打电话,拨了半天打不通,便想起了“广州有一怪”的“醒世恒言”。我坐上车赶到该单位,说完事再返回住地,前后不过半小时。呜呼!电话不如汽车快!
二十多年后,2007年1月17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人均手机1.2部。再后来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更有名言: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器官。2009年4月1日,中国经济网上有2009年愚人节超搞笑整人手机短信大荟萃。回想电话不如汽车快的年代,叫我想起一个夸张有趣的广告:我赚――钱啦,赚钱啦,不知道怎么花。我想现在的手机族是:我自――由啦,自由啦,电话随时打,短信发发发!
在发发发的年代,就发出一个马云。1978年他天天5点骑一破自行车到香格里拉饭店外边等着免费带外宾游西湖,只是为了学英语。1999年3月,马云创办阿里巴巴公司这个“穷人的世界”,就在他杭州家中。屋里忙着20来个穷小伙,地上扔着睡袋。谁的眼皮撑不开,谁就钻睡袋。
2000年7月,《福布斯》50年来第一次把中国企业家做封面人物。我不能不佩服《福布斯》首推马云的眼光。2003年7月布莱尔来中国会见商界精英,点名要见“中国的马云”,因为阿里巴巴“正在改变全球商人做生意的方式”。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并购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公司雅虎的中国全部资产。到2008年初上市后的阿里巴巴公司让中国民企首次触动200亿美元的标线。
2005年我采访马云时他说:不被人看好是一种福气。因为没看好,大家没有杀进来。大家都看好的东西就轮不到他了。他说他只是运气好。如果早生10年,他什么也做不成,如果晚生10年也就轮不到他来做。“我只有感谢时代!”而联合国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15年来上升20位,是20年来世界增加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创造人类历史进步最快。
生逢其时运气好。
60年前,天下不足,苏湖不熟,人民解放军从湖州挺进杭州。60年后,我打开电视,看到在介绍明年世博会,杭州是第一副会场
开放了的中国人,就是比洋人聪明。譬如美国人叫肯德基家乡鸡,中国人一引进来就直接简称“肯德鸡”。
成都市民为他们的全兴队鼓劲时,几万人大喊:雄起!这样的用词是球迷们的创造,就有聪明人眼疾手快地为“雄起”这个词注册登记。又有聪明的厂家一掷千金地买下“雄起”这个商标,于是有了响亮的“雄起酒”。
21世纪初,最有开放基因的上海,老外和老上海,中文和英文,已经界限模糊。有一次我在一个电梯前站着。忘了按钮。一位中国脸的老外走上前用英语对我说,你是忘了按钮了。我说,哦,我忘了!进电梯后,开电梯的姑娘说中国话,这位老外也讲中国话。原来他以为我只会讲英语。我更以为他只会讲英语。总是上海的老外太多,有时先以为对方是老外,然后才弄清对方是说外国话的外国人,还是说外国话的中国人,还是说中国话的外国人,还是说中国话的中国人。
1997年5月我去浙江湖州参加环太湖苏锡常湖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论坛,简称“市长论坛”。坐在市长们中间的,是费孝通副委员长。主持人和市长们和费孝通,虽然有各各不同的江浙话口音,但是环太湖一带的人讲起北京话来,口音就很相似。
市长们讲到上海浦东对环“Ta湖”(太湖)的“太进”(推进),环Ta湖是经济发展“在快”(最快)的地区之一。百分之三的人口创造了百分之十的生产总值和上交利税。“睡着”(随着)经济发展的“四头”(势头),“捂冉”(污染)带来了“升重”(沉重)的负担,是必须面对的“拿题”(难题)。四城市如何一起“乖注”(关注)“掼保”(环保),“啄步”(逐步)提高综合“素啧”(素质),“裂争”(力争)打出“一砸砸”(一只只)名牌。Fi(费)孝通副委员长的讲话,“Fi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时间,“Fi常”紧迫。Ta湖的保护,“乖系”(关系)到可“持属”(持续)发展。我们共有吴越文化的基础,我们要建立“新赢”(新型)的合作“乖系”(关系),携手奔向新“四纪”(世纪)。
讲台上的人越是慷慨激昂,江南的入声字越是突出。吴越文化遇上改革浪潮,变得像河北梆子或河南豫剧那么激越了。
以前,我小时候,知道一句话:叫做:苏湖熟,天下足。现在,我不小的时候,知道一句话,叫做:天下足,苏湖熟。
60年前,天下不足,苏湖不熟,人民解放军从湖州挺进杭州。60年后的2009年5月3日,这个杭州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正好在杭州。后来,6月20日我打开电视,看到上海在介绍明年世博会,杭州是第一副会场。而去年,是北京奥运会。我在满天焰火中感觉着梦想的力量。其实。人什么时候都有梦想。有一个石家庄的女孩16岁时非要当农民,她的梦想实现了,货真价实地当了农民。后来,天下足,苏湖熟,中国少了一个农民,多了一个作家。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这个叫铁凝的女孩,是新中国的一个美丽的见证。
最近在网上看上海产的明星周立波讲30年,他是笑侃,我是笑翻。有句话叫做:功夫在诗外。诗外的功夫焉是凡常之人能学到的?譬如阅历,譬如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是人人都拥有的,只不过周立波尽情地享用了极致地运用了。那就是今天才有的自由空间。老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想或可改成人生不自由事常八九。越是经历过太多的不自由,才越是会把今天的自由最大化,于是,上海出了一个周立波。
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有一个沉重的过去。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塞进深井再盖上盖子。他们就都有一个深爱改革开放的情结。
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也就是告别愚昧选择了聪明。改革开放这个年代,人的心理年龄变得很年轻甚至很小。从文革到改革,人们压抑几十年的智慧机敏和探索精神一下喷发出来了。大家消化改革开放的精神财富。人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个个都是帅哥。
我从1993年,从八届全国政协开始,在政协文艺组看到的聪明人便很多“年龄不详”,一如改革开放30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无龄现象。这实在是改革开放形象的注脚,是建国60周年的一项成果。
坐大轿车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我每每坐在车后座,看一车聪明而沧桑的后脑勺在车里颠簸着,好像在向我述说他们的颠簸人生,又好像在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见证。
五千年文明的见证之一,是丁聪委员小丁。下大轿车时有人问他怎么永远不老,是不是吃了青春宝?小丁说:“不,我是吃了娃哈哈。”
小丁那时年方八十一,没有白发,只有童颜。我想,人生历尽艰难后的最美丽的境界是童真。
不过,曾经,狭窄的生存空间产生狭窄的心境。
20来年前我去上海富民路,很好的地段。旧式小洋楼的公用厨房的木梁上挂着十来只买菜的竹篮,十来户人家机会均等地享有厨房高空的开发权。又闻常见的话语:“侬(你)不客气阿拉也不客气!”“侬哪能(怎么)把东西放到阿拉这里来了?”“侬吃不消么去寻派出所好了!”
我走进楼里的张家,张家的三代四口住一间19平米的屋子。几乎所有的家具、家用电器都兼作隔墙用。一个三门大立柜把屋子一隔俩。右边的双人床前挡着五斗柜和缝纫机,左边的双人床前挡着电冰箱和洗衣机。家具上面堆着纸箱、被套,家具下面塞着水桶、米袋。节假日若有亲朋来吃饭,那就是一个把沙发翻到床上,把五斗柜、洗衣机移位的系统工程。
屋外天花板上还倒吊着一个柜子,可放些杂物。张家伯伯在鸟笼一样的房子里,出神地望着这只空中倒柜,好象还想看出啥名堂。好象还想从空中倒柜发射一个宇航站。
从鸟笼里走出来的人们,怎么能想象后来会建起奥运主赛场鸟巢。
到了2008年8月7日,再到了8日,我们以小时来进行奥运倒计时的时候,反而觉得,我们等得太久,太久!毕竟,我们从鸟笼到鸟巢,从八国联军踩进北京,到102位国家元首齐齐聚集京城,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怎样的艰辛怎样的摸索怎样的大落大起!
终于等到了8日的晚8点零8分。我从电视屏幕的观众席里,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外国小男孩使劲摇动中国的拨浪鼓玩。真想给全世界每一个孩子,都送一个中国的拨浪鼓。
真想!
这时一位很老的老太走进我家客厅,看着电视上的美丽的奥林匹克,问:今天是国庆几周年?
我一愣。也对,,2008年8月8日,也是国庆,是检验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举国同庆。是走向建国60周年的灿烂的一页。
汹涌的焰火,向鸟巢上方喷礴而出,好象要带着鸟巢带着梦想,飞翔。
毕竟,我们有了梦想激发的力量,和力量升腾的梦想。
拨浪鼓,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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