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个傍晚,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的崭新国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铭记构筑她的基石――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牺牲的人民英雄。
又一个甲子过去。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共175万余人
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标记着共和国的起点和一路走来的漫漫征程。
共和国的奠基者――他们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他们生命的彩虹,化作五星红旗上最鲜艳的色彩
一对汉白玉铸成的风帆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徽,高扬在于都河的波浪之上。
在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黄河堤旁,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长江岸畔,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它们不约而同地以帆作碑,似乎寓示着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革命的航船是如何于惊涛险浪中驶入新中国幸福的港湾。
75年前的10月,就在于都渡口那个后来树起纪念碑的地方,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目送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结束时,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路上。没有参加长征的刘伯坚,也在中央红军出发5个月后被害。
刘伯坚留下遗书:“我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成立之初,这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就确立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但,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向民主共和国的路究竟有多远?
牺牲每增加一分,中国就向着答案迫近一步。28年的艰辛探索中,多少像刘伯坚一样的志士为理想而捐躯。
李大钊被害时年仅38岁。这位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曾预言:“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倒在抗日烽火中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
没有谁,比这些革命者更热烈地期盼着新中国的到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刻,仍然有不少烈士在黎明时倒下。此时,重庆歌乐山上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仍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
11月27日的最后一场大屠杀结束时,300多名革命者倒在了晨光就要撕破黑夜的时刻。
3天后,重庆解放。四川全省的棺木,被紧急调往山城……
1949年10月2日凌晨,共和国即将迎来第一个黎明。直到4点多,毛泽东还没有睡意。
他对卫士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共和国的保卫者――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用自己的倒下,高擎起民族不可侵犯的高贵和尊严
青松掩映着的石壁之上,红漆铭刻着中国军人的名字――
黄继光、朱有光、王万成、邱少云……这是朝鲜的五圣山,中国人熟知的上甘岭。
半个多世纪前,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内的11万中华儿女,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新中国建立了,老家也分房分地了,我就该回家种地享太平了。”当年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83岁的张计发回忆说,新中国成立时,他正在广西追歼国民党残敌。
张计发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仗。1951年3月,15军开赴朝鲜。
“看到沈阳的大烟囱,感觉祖国真伟大,不能让美国鬼子破坏了。等到过了鸭绿江,看到朝鲜新义州被炸平了,我们更是定下决心,就是死在朝鲜,也不能让敌人占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张计发回忆说。
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个晚上,敌人在阵地上留下400多具尸体,160多人的7连伤亡一半。
上甘岭的其他阵地,同样满山英烈。
10月19日夜,21岁的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
此前的10月11日夜,同样21岁的邱少云在奉命潜伏时,被敌军的燃烧弹点燃了身体。
无论是否获得勋章与称号,志愿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把拥有先进陆海空军和原子弹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边。
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无论他们面对的是侵略者、还是其他威胁。
今天,中国万里边防虽无战事,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牺牲。60年来,仅在西藏边防因公牺牲的官兵就达1万余人。
仍然是这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在洪水袭来的1998年,痛失高建成、李向群;在抗击非典的2003年,李晓红献出了生命;在抗震救灾的2008年,烈士名册上又多了邱光华、武文斌……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仅是武装军人。
任长霞、谭东、盖起章、杨松林、雷宏……公安部的数字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上半年,10768名民警光荣牺牲。
他们的战友们,仍在守护共和国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
共和国的建设者――他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献身的事业,是今日一切幸福的源泉
1999年9月18日,新中国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在受到表彰的23人里,7人已经不能亲自来领取那金光闪闪的勋章。人们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勋章的郭永怀。此时,距郭永怀遇难已有30年又9个月。
在“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包括郭永怀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回国。
“我们那批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回国。”郭永怀的夫人、90岁的中国科学院教授李佩说。
日本飞机在中国大地上的狂轰滥炸,促使郭永怀从光学转学航空,后留学美国。
在日后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一文中,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一到康奈尔大学任教,郭永怀就声明,我迟早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的研究工作。美国移民局让他加入美国国籍,被他拒绝了。
回国后的日子异常忙碌。研制核武器,紧迫而神圣的国家使命下,郭永怀的头发很快变得花白。郭永怀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形成了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
对于丈夫的秘密工作,李佩毫不知情。每次去青海的试验基地,郭永怀只是说“我要出个长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注意到,这次出差回来的郭永怀特别高兴,常常同时“消失”的王淦昌特意请郭永怀夫妇去家里吃饭。
李佩猜出了丈夫工作的内容。多年后,人们告诉她,在巨响惊醒大漠的那一刻,郭永怀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最后一次返航,郭永怀却没有归来。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他说。
飞机不幸失事。
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失去方向的刹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人们从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就在科学家们进军科技高峰的同时,新中国的筑路大军正在攀登地球之巅。
10余万以解放军为主的藏汉军民跨过高山与天险,筑成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全长2413公里,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名官兵牺牲。
一座士兵雕像矗立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他如同一座无字碑,诉说着生命的价值和庄严。
在共和国的每一处山川河流、每一片丰收田园、每一座伟岸建筑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耸立着这样的丰碑。那就是崇高,那就是永恒。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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