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从历史传说的原始社会“尧舜禅贤”也好，还是从山西境内旧石器以至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存来看，都说明伦理美的思想很早就在山西境内产生了。特别是史书记载的“楚王问鼎”的故事中所说王孙满关于“在德不在鼎”的回答，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晋商兴盛达5个多世纪。早在夏、商、周时期，山西境内的产品交换已经兴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如平阳、蒲坂、安邑，今襄汾陶寺、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已很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与三晋，即出现了像猗顿、吕不韦那样的豪商巨贾以及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纵横家学派。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的繁荣，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为中原地区商业之枢纽。秦汉时期，山西商业已拓展到内蒙古、东北辽东一带。隋唐宋元时期，山西商人不仅携资竞争于全国市场，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欧洲。在明代，因蒙古族不断侵扰，北部驻兵增加，粮饷缺乏，便实行“开中法”，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的办法，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与安徽的“徽帮”展开竞争。“晋商”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到明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中国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
同时，晋商利用明末实行汇票的机会，率先建立起“票号”，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在清代达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有总号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每年获利达500万两。在清咸丰、光绪年间，则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光绪三十四年，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得以持久、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管理严密、法规完善，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消费者、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世界，才能真正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
试想当时北方的农民、牧民，生活很贫困，甚至无力用现钱、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只能凭信用。晋商采取的就是“春赊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来收账。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甚至垫借钱财，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办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购物，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对山西商号的商品，从不怀疑其质量。这种信用买卖关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及至发展到“票号”，更是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必按期兑付，绝不延误。储户如需用款，随时可以提取。
对于“山西票号”的信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上海汇丰银行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由此可知，“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参见：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刘建生、任志国《晋商信用及历史启示》）
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也是政治活动、司法行政的“黄金规则”。诚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倾轧的状态下，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当年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诚信走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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