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后勤战线一名老兵，40余年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时间是在后勤系统度过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连队炊事班任班长，一到野营拉练,心就直发怵。因为，野营拉练时，我和战友们要背着行军锅，带上粮食和菜，负担很重
1987年，邓小平强调，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不算很大。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随着人民军队后勤建设的快速发展，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989年，我奉命去某部调研时发现，由于装备了野战炊事车，在特殊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部队官兵都能吃到熟食。
今天，野战部队已拥有较高机械化水平和一定信息化含量的成系列、成建制的装备：自动控制面包加工方舱，一昼夜可加工5000人份主食；卫勤保障装备,能在2小时内迅速展开一个10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大吨位集装车，一名司机在40秒内可装卸22吨物资，效能是过去普通车的40倍。
到后勤指挥学院工作后，适应军队后勤建设发展的需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重要课题《军队后勤与社会的关系》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军队后勤与社会分离现象极为突出，主要表现在：部队办“小社会”，建立了从住房保障、职工养老，到幼儿园、服务社、学校、食堂等一整套服务保障系统；装备维修自成体系；全军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达几十万人，每年仅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和同事撰写了研究报告《逐步推进军队社会化保障》，提出了实施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的初步设想，引起军委总部职能部门的重视。
上世纪90年代末，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革提上日程。如今，饮食保障方面：全军有3000多个食堂，60多万人的饮食保障任务由社会承担；营房保障方面：多个营区不同程度实行了供水、供电、供热、绿化、保洁等项目的社会化保障；被装筹措方面：多个军需工厂等保障型企业移交国家或地方……人民军队后勤实现从自我保障到社会化保障的跨越，减轻了军队的社会性负担，提升了后勤保障能力。
（口述者系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报记者陈劲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