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划时代”三个字，意味着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
我是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在新中国成立前读了两年，新中国成立后又读了两年），1953年开始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可以算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史学工作者，亲历和见证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
为什么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就能独立开课？原因是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那时力量很薄弱。老先生中相当普遍地有一种看法，认为近代史不算学问，专治它的人很少。而教育部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要求各大学历史系都要开这门课。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才轮得上独立地开课。和我同辈的近代史研究者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当时困难很多，首先是找不到一本比较完整的适用的教材。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前者只写到义和团，后者着重从一个角度切入，不完全适合教材的需要。史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很少，专业刊物只有《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篇幅不多的《新史学月刊》，此外就是一些综合性刊物和报纸。学术活动也很少。上海不算闭塞，可是我在“文革”前参加过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只有两次：一次是1961年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一次是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这种状况同今天无法相比。
尽管如此，“文革”前十几年中，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依然取得了重要进展。研究历史的前提是要掌握大量原始史料。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有十来种，都是多卷本的基本史料，在当时就像雪中送炭那样，实在功德无量。报刊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一些专著。一大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骨干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以后的发展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几乎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我和胡绳武教授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来在1963年已经决定出版，编辑部已看过，并把审阅的意见送来。但那时已到“文革”前夜。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稿子就搁下来了，一搁就是近20年。
“文革”一结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立刻出现蓬勃繁荣的局面。有些海外学者对那样快就出现这样的局面感到惊奇。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仍默默地在坚持做研究工作，有丰富的积累，只是没有地方发表成果。环境一改变，能够拿出来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也比“文革”前深入得多。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研究者对以往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力求对问题作具体分析，尽量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认识，从而写出了不少重要的新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步子是迈得很大很快的。本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范围一般限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以后便属于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研究对象。胡绳同志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便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这个看法，已成为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把这109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打通起来研究，从而得出许多新的认识，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回顾6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实在令人兴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