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曾制作过多部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献纪录电影的总制片人，您是如何想起策划组织《长安街》的拍摄的？
陆黎：一年前，在举国上下都在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迎接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时候，中央新影开始着手策划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示国家巨变。当时我们的厂长高峰提出，可以用“长安街”作为主线，来贯穿中国百年沧桑的一个个节点，这个创意让大家眼前一亮。最后经过大家进一步策划，成为一个成熟的拍摄方案。
记者：从影片中可以感到《长安街》将宏大的叙事与温暖的细节有机结合在一起，厚重而不失灵动，历史资料、新拍画面、三维制作方面体现出苦功夫和大投入，作为总制片人，您如何总体把握创作进程？
陆黎：我认为，对品质的追求和对创新能力的挖掘，应当是总制片人在一部影片摄制过程始终坚持的指导原则。
在《长安街》项目立项之初，我就对摄影部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使用新鲜的、非常规的拍摄手段来表现今天长安街的样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央新影历年积累的历史资料中，已经有很多长安街的画面，毫不夸张地讲，几乎每一个能够想到的常规镜头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都能找到。另一方面，我认为，当我们拥有了很好的设备之后，如何才能将设备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用最恰当的方式表现影片的内容，很多时候都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想法和创造力。而我在摄制组中的角色就是鼓励每一位创作人员都尽量地放开，同时为他们的创作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比如，当摄制组提出从来没有人拍摄过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360°的镜头时，我意识到这不仅对于《长安街》来说是一个亮点，同时也可以为中央新影积累新时代的新素材，于是立刻决定为纪念碑度身定做了一圈70多米的轨道。虽然花费不菲，拍出来的效果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我认为，每一部片子都应该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不断开掘我们现有设备的功能，不断打开创作思路，不断在新的条件下让中央新影胶片资料的价值得到提升，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收获。
当然，除了前期以外，在后期制作过程中我们也尽量做到精益求精。我们所有的历史资料镜头都尽量使用原底完成胶转磁，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呈现给观众最好的影像质量。我们也请到了目前国内最好的校色师为《长安街》进行数码校色。在影片完成之后，我们通过胶片修复工艺，去除掉画面上的藏点、划痕。这样细致入微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一位看到《长安街》的观众为之震撼和享受。
记者：近几年，中央新影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电影，受到很好的评价，给人感觉到一种新的活力，您认为这种活力来自哪里？
陆黎：中央新影是中国纪录电影的旗舰团队，有着超过70年的建厂历史。多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推出相关的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安街》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中央新影传统的、传递着几代新影人对祖国深厚情感的一份生日祝福。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盘活我们的历史资料，让我们拥有的这些共和国独一无二的影像资料能够更大地发挥它的功能，能够用胶片独有的魅力呈现出真实而丰富的昨天与今天。从2007年开始，我们陆续完成了多部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和艺术水准的文献纪录电影，比如，配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十周年的《你好香港》，配合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振兴东北》，配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飞翔北京》，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人民至上》，还有就是这部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拍摄的《长安街》。这些紧跟时代、立意高远、主题重大的文献纪录电影，无论是从资源优势、选题角度还是创作理念上，都应该只有中央新影才有能力当此重任。所以，我们的活力就来自于开发资源优势，倡导人文精神，紧扣进代脉搏，主动担负责任，始终不放弃对纪录电影的追求。
记者：新影一直在拍摄纪录片，您认为在目前这个多媒体时代，你们的优势体现在那里？
陆黎：纪录片人才荟萃是中央新影最大的优势。通过过去几十年的纪录片实践，中央新影培养了一支成熟的纪录片创作队伍。从导演、摄影、录音、灯光、制片到后期的各个环节，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同时，我们的资源优势是大家公认的，不可替代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央新影用胶片忠实地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可以说，中央新影的资料库就是一部用一尺尺胶片接续起来的中国现当代的影像志。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表情，只有用胶片这种介质，才能把这种表情的丰富性、生动性充分展示出来，并长期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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