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思想史家伯林爵士1953年出版了一册86页的小书，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最有名的一本书――《刺猬与狐狸》，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重要的文化问题：文化名人的不同分类与治学过程中不同的追求目标。书名取自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之语――“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意思是狐狸机巧百出通
伯林借此语将西方思想家与作家分作两大类型：狐狸型与刺猬型。狐狸型为百科全书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机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属于艺术型；刺猬型则有一中心主轴，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属于思想型。刺猬分泌原创性思想，总结归纳人类每一阶段经验的精华，编织全新的思想构架，提供解释世界的基础支撑点。狐狸则辛勤地消化刺猬的思想成果，化高雅为通俗，适当补充刺猬原创体系中的不足，乃为“快乐的搬运工”。狐狸型人物有：亚里士多德、但丁、伏尔泰、莎士比亚、黑格尔、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托尔斯泰、乔伊斯；刺猬型人物有：柏拉图、马克思。伯林说托尔斯泰乃天生狐狸，却一心想做刺猬，到头还是一只狐狸。
此后，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李欧梵写有“‘刺猬’”与“‘狐狸’”；威斯康辛大学史学教授林毓生写有“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也谈到刺猬与狐狸。李欧梵说鲁迅是一只大“狐狸”，说他的文学技巧及反讽手法都是“狐狸性”的，虽然鲁迅的思想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但没有一套体系。反之，李欧梵认为茅盾倒是一只“刺猬”，虽然文字与技巧不如鲁迅，但他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大构架，如《子夜》浓缩了19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了作者完整的宏观构思。李欧梵认为中国古今作家中兼具刺猬与狐狸优点的只有一位曹雪芹。为钱钟书作传的高晏先生认为钱钟书与托尔斯泰一样，是一只天生的大狐狸，但又一心想做刺猬。
成为狐狸还是刺猬，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天赋禀性。性格奔放、兴趣广泛、指望“短平快”出成果者，怀揣“出名要早呀”的急迫，最终难逾狐狸之限。能够升华进入刺猬级的，必得器局宏大，志趣高远，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准备吃冷猪肉（身后受祭）。
当然，也有“刺猬”羡慕“狐狸”的。哈耶克说如果自己是“困惑型”学人，与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型”学人相比，他不愿只做“一个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
其实，据笔者个人生活经历，在我们这个乾嘉学风余绪犹存的国度，敢于思考宏大课题，实在不易得很。文学研究界向有如此“排序”：一流学者搞古代，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港台，五流学者搞海外，末流学者搞理论。可见走向刺猬的第一步就阻力重重呢。像李泽厚这样的当代一流学者，当年也曾遭到讥评：“不扎实”。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却很难产生这种‘不朽’打算……这倒使我终于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从李泽厚的遭遇中，不难看出宽容的重要性。说到底，不成“刺猬”，终究还可以成“狐狸”，若尽朝着“狐狸”努力，也许就没有一只“刺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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