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代中国的观念世界中,对神仙的兴趣、关注一直存在。神仙观念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在不同
唐皇朝自认为是老子后裔,始终崇奉道教,以道教为儒、道、释三教之首,把老子尊为“玄元皇帝”和“天皇大帝”,道教成为“国教”,神仙道教在唐代发展到高峰,外丹术臻于极盛,神仙观念也呈现出层次繁杂、多姿多彩的特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求仙向道之风极盛。从皇族宫闱、士人举子到平民百姓,神仙观念已经融入人们的人生理想、审美趣味、心理状态乃至社会风习中。“唐诸帝多饵丹药”(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但太宗、高宗、玄宗、宣宗、文宗等在执政早期虽扶植道教,却也不十分相信道教神仙之说。后期的武宗、宪宗、敬宗,则由于政治统治需要或身体健康等原因,转而倾心于求仙向道。由于封建帝王的尊崇和支持,加上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卿相官僚、皇族贵戚也迷恋求仙向道,金丹服饵。以厚禄足财为支撑的贵族官僚向仙服饵,又与其沉于女色是密切相关的。白居易《酬思黯戏赠》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伎颇多。来诗谑予羸老,姑戏答之”(《白居易集》卷34,中华书局),即言牛僧孺热衷服药,借助药力沉迷女乐之事。在他们的影响下,普通百姓中自高雅之士至里巷平民,也都向道成风。唐时每年春冬,“皆有数千人,洁诚洗念”(柳识《茅山白鹤庙记》,《全唐文》卷377,中华书局),去茅山朗山进香。一年一度的朝真大法会时,亦是“学神仙有至自千万里者”(陆龟蒙《句曲山朝真词二道并序》,《全唐诗》卷621,中华书局)。
唐人虽然渴望成仙,但在求仙向道的过程之中,又时见既留恋世间的温柔富贵,又向往神仙的逍遥自在的矛盾心情。仙乡与俗世的环境对比、仙人与俗人的形貌对照、成仙与留世的矛盾选择,常常见于《太平广记》所记大量这一时期神仙小说的模式中。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即以《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大量唐五代神仙小说为切入点,将这些小说作为文献学意义上的“材料”、文化史意义上的“化石”,整体梳理、深入考索。依托数量庞大的神仙小说,结合正史及其他史料文献记载,从中国古代神仙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唐代神仙群体、神仙特性、唐人的成仙之路、女仙与仙凡之恋、神仙世界里的儒道释、胡风、术数等多个角度去还原唐代某个层面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描述唐人的道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神仙世界的幻想与迷狂,不仅为对唐五代时期神仙小说进行文化研究做了必要的铺垫;而且对揭示唐代神仙小说背后的社会文化情态,进而阐释和解读唐代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社会风习、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婚恋观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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