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财政如何助力“调结构”

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全年“保八”目标已无悬念。在当前经济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总体形势积极向好的情况下，经济领域的种种结构性矛盾也开始突显。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只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无疑也将把更多着力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上。

“保八”之后重点解决“保什么八”

记者：当前，国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要继续保持。另一种意见，货币政策应该转到偏紧或者收紧的状态。您怎么看？

厉以宁：如果不谈结构分析的话，总量分析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信贷量过大，大家都知道这是从总量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从结构方面分析，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1，银行信贷资金出来以后，有多少是在实体经济内，有多少还停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内？2，有多少信贷资金进入到中小企业手中？3，多少信贷资金进入到产能过剩的或产能正在面临过剩的行业中？这些问题都要调查。所以，信贷量过大，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当前更重要的是进行结构性调整。

许善达：我认为从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增加投资、鼓励出口等等。但是目前来看，增加内需主要的部分还是投资，投资增长比例特别棒，但是居民消费比例不尽如人意。再看出口问题，出口对我们国家很重要。金融危机以后，外部需求萎缩，很多外贸企业或者有关部门，都希望等待发达国家恢复需求。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等待需求，同时我们还可以创造需求。2009年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呈现萎缩的趋势，而这时候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大量的产能，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可以有很好的结合。

唐双宁：“保八”之后的重点是解决保“什么八”的问题。前三季度GDP增长较为喜人，但应看到，我国当前保增长的成果还是量变，不是质变，我国经济增长靠财政拉动、信贷拉动和投资拉动，尚未产生明显社会投资和其他拉动的效应，消费拉动也不明显。调结构是我国将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我概括有十个问题：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三是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四是发展中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不平衡，五是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六是发展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不平衡，七是发展的总量与质量、效益不平衡，八是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不平衡，九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十是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不平衡。

经济发展需走出“投资怪圈”

记者：那么，“保增长”与“调结构”如何协调并进？

厉以宁：中国经济多年来有一个“怪圈”：地方积极要求经济发展来解决地方经济的问题，增加税收、增加就业，这就要求增加投资，结果投资增大了，信贷就跟着增大了。信贷资金下去以后又造成一个结果，产能开始过剩了，并且物价上涨――这两个指标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就赶快收紧银根；一旦收紧，地方经济面临困难，就业问题又突显，又再次进入恶性循环。

去年11月，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西欧经济学家们问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西欧国家GDP年增长率保持2%――3%，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失业问题就不会很严重。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定要到10%左右才感到失业问题缓解了呢？我的回答是，我们的国情跟西欧不一样，西欧的工业化已经200年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都已经释放完了，现在农业人口只剩百分之几，而且都是家庭农场制，他们在农村中有土地，有自己的农场，有自己的房子，而且生活方面跟城市相比没有差别，社会福利待遇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要进城打工去？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农村人口还占55%，城市人口占45%，而且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都叫“新生代农民工”，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是不一样的。那个年代的农民工，他们的心、他们的根是在农村，他赚了钱是为了回家讨老婆、盖房子、生儿育女；但新生代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他们会从这个城市转那个城市，但很少愿意回到农村。这个压力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怕冷不怕热。冷一点，各种问题都出来了，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稍微热一点，没太大关系。3%、4%的通货膨胀率中国是可以接受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城市来说通过加工资、实物补贴等就可以缓解矛盾。

货币政策调整为时尚早

记者：通货膨胀率是货币政策调整的重要参照，如何看待现在的通胀水平？

厉以宁：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消费物价指数、生产资料物价指数尽管环比增加，但同比是下降的。另外一点，影响中国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三种价格。

第一是石油。石油虽然停留在70美元左右，最近稍有上升，但是影响石油市场最大的是美国，美国经济还在缓慢复苏，在这样的情况下石油价格可能稍有上升，但是绝对不会在短期内恢复到去年130、140美元的水平。这样，石油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如有些人说的那么大。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钢材、有色金属等等。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经验，经济增长率超过9%-10%了，生产资料就会猛然上涨。但是现在看来，今年“保八”没问题，可能还超过八；从明年看，可能在八跟九之间徘徊。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能够到10%的情况，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升也不是现实。第三，农产品价格。今年虽然自然灾害多，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好收成，农产品价格比较稳定，就是价格有点上升，也是属于恢复性的上升。这样，大局是稳定的。我的意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不能变，至少到明年“两会”期间我们再来看情况定。因为如果改变，就容易把前一段宏观调控的成绩抵消了。

唐双宁：为了解决在“保增长”中突现的基本矛盾，关键是掌握货币政策的度，拿捏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而是执行中“度”的问题。当前仍然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知易行难，稍不到位就难以保增长；稍一过头，就产生新隐患。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在于财源来自何处，投向何方？如何防止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在于能否保持匀速微增。我认为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量入”重于“为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把握应当是“适度”重于“宽松”。

财税政策破解深层次问题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货币政策，其实财税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许善达：现在应该说财税政策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比如现在为什么投资增长快，而消费增长慢？应该说，现在税率结构有一个问题：投资容易带来较多税收，比如建工厂、修铁路、修高速公路、搞基础设施，政府能得到比较多的税收。但是消费多了，政府得不到很多税收。因为从我们税制看，税收来源更多放在生产投资环节，在消费环节收税很少。这样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只要是多投资、多生产、多税收，就可以多提供公共服务。光鼓励消费，政府收到的税不多，也没法履行自己职责。这种潜在的税制结构，对各级政府在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上有一种引导作用。从整个税制结构调整的角度，在基本税制保持不变格局下，应把我们现在在生产环节、投资环节中的一些税转移到消费环节，这样对地方政府引导鼓励消费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此外，关于出口问题，我们现在出口对制造业出口是退税，企业有积极性，但是服务业出口还不能退税，也不能免税。我们现在是对服务业出口征营业税，不免税、也不退税，这样当然影响我们服务业出口。此外，资金的输出和产能的输出，产能输出退税，资金输出不退税，这样对于金融机构的发展而言利润空间就减少。所以，对于服务业、劳务出口退税、免税上还有很大的税制改革空间。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当前创造外需，把我们过剩资金和过剩产能组合起来出口，是一种极大的促进。

（本文观点来自近日新浪金麒麟论坛上的专家发言）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支出增长较快项目增速表

（制表：李金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