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王同志”、“小王”、“老王”―――中国人对一个人的称谓可以拿捏得恰到好处,外国人却是一脸迷茫。每一次中文老师的解释总会落下一片叹息:“中文太难了!”
但学中文的外国人依然越来越多,遍及世界的“汉学热”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拉多萨夫・普西奇是贝尔格莱德
今天,当世界与中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汉学又该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向前?10月30日―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如期迎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170余位知名学者从世界各地赶来,提示我们,在“汉学热”的背后,需要冷静地思考。
汉学正在进入新阶段
在这届汉学大会上,一个声音由弱变强,最终成为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汉学,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对于汉学的起源,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一直认为,“它是在16、17世纪,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始接触、碰撞和交流时诞生的。”
“中国经典在海外的传播最开始不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被西方人介绍到西方的,这是最早的一个过程和汉学形态。西方关注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等,所以他们翻译的都是中国古代典籍。”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看来,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开始,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的过程也更加丰富和宽广,于是,汉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向“中国问题研究”延展。现在,他们“可能更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
杨慧林说,“新汉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长开来。现在的“世界之中国”,不再是被动卷入的中国,而是中国主动地参与。因此,一方面中国更希望世界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这一切给汉学新的繁荣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他同时认为,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视野均与中国主流学术、本土学术有所不同,而现在汉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与中国的主流学术、本土学术有更直接的交往,在研究方法上需要沟通、交流、对话,在材料上需要中国主流学界的参与。“我觉得这也是汉学新阶段的标志”,杨慧林肯定地说。
中国文化需要现代化、世界化
来自韩国釜山大学的金惠俊对韩国持续的“汉学热”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韩国只有三四所大学有中文系。而到2005年,大概有180所大学都有中文系或者与中国有关的系。他的理解是“这说明为数众多的韩国人有志成为中国专家。”但他随后说出了自己的隐忧,“在韩国书店里,能找到的中国作品实在是太少了。”
曾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多年的北京大学教授林丰民发出同样的感慨。他说,“外国对汉学的需求很大,很多老百姓都愿意了解,特别是知识分子,但可读的东西太少,这对汉学在当地的发展是一个阻碍。”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指出,对话首先是基于原典和文献的对话,他认为,现在的汉学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虽然有很多汉学家把中国大量的原典文献介绍到海外,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学原典,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文献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翻译,这是阻碍汉学发展的很重要因素。
詹福瑞同时强调,“读古人的著作,最终还要回到当代来”。他认为,汉学既有其历史性,同时也有其当代性。他说“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典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的理解,多于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理解。”
“汉学是什么?”重提这个概念,杨慧林以当代的眼光赋予汉学更深厚的内涵。“汉学是中国以外的人,以中国的材料,看中国的文化,介绍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对话。所以它其实是中外文化对话最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有点儿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东西推给别人,有些还比较表面,甚至一些不太合适的说法,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会让人觉得在强制性地推广”。在杨慧林看来,一个自信的文化大国应该是平和开放的,他说“中国文化是完全有这种底气和基础的”。
杨慧林随后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上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传统文化应该是可以现代化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应该是可以世界化的传统文化。
“我知道,我们国家花了很多力气,把一些经典翻译推广到国外,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工作做得并不是很成功。”杨慧林坦承地说,承担翻译工作的中国人,并不必然比外国人更懂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举了《道德经》的例子。“拿1893年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和2003年中国很著名的一个翻译家的译本对比,后者完全不能看,充满了错误。而这种错误完全是硬伤。”杨慧林说,“你可以说理雅各的译本有错误,但那种错误是跨文化的一种读解,我们自己的翻译家有很多关键的话,比如《道德经》的第一章、第十八章、第三十八章谈的‘道’,根本不是老子的意思,而是一种青春励志式的读解,完全是反的。所以我说,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世界化,它的魅力才能真正被人们领略。”
本土化才能使汉语传播获得发展
那位向同胞讲解“王先生”、“王同志”、“老王”、“小王”的微妙差异的塞尔维亚“中国通”时常会遇到“难题”:“我们的学生很爱吃中国菜,吃完他们就问我,老师,‘东坡肉’怎么翻译?”这让这位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院长拉多萨夫・普西奇越发深刻地认识到,教授汉语更是在传递文化。
10月30日,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宣布,从2004年我国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以来,目前已经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00多个孔子课堂。今年前三季度,共开设各种层次的汉语课程8000多班次,注册学生20万余人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0多场次,参加人数超过250万人次。
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无疑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交锋和交融,使汉语言文化传播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局面。但与此同时,中外汉学家对汉语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更多期望。
拉多萨夫・普西奇认为,孔子学院汉语老师除了教汉语以外,应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有深入的了解。“孔子学院要真正地宣传中国语言,就要宣传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东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贺阳提出,现在的国际汉语教材还不能满足海外教学的需要。他认为,第一,现在编的教材难度比较大,适应各层次需求的教材不完善。其次,在教学上应该更下功夫。“不一定完全讲汉语的知识,更不要追求知识体系上的完整性,应该多讲一些比较有用的、规律性的知识。教学方法也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
贺阳认为,多语种教材比较缺乏“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瓶颈”。他随之建议,加强中外合作,推动国际汉语教材的本土化。“教材是否适合本土教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本土化的教材在教学内容上要适合当地的需要,在解释上要适合当地的习惯。”他认为,国际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应该是积极推动的一个方向,因为只有本土化才可能最终使汉语的国际传播获得巨大发展。
“此路亦彼路”,“同归而殊途”。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把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与中国人所熟知的这句《周易》语录放在一起时,我们看到了汉学无可替代的价值。纪宝成说,“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学就是在此路亦彼路的异邦想象中生根发芽。海内外学人采取不同的研究进路,目的都是找寻中国文化之真谛,帮助人类更加诗意地栖居。这种‘同归而殊途’,恰恰不断地促进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相生,从而成为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的典型发展。”
在原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眼中,汉学和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他深情地说,中国这句俗话是“一根藤上两个苦瓜”,我把“苦”字删掉了,是因为世界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确曾经有过苦,但我们现在正在和将要尝到越来越多的甜。我们一起赶上了难得的机遇,一起呈现出蓬勃之势。”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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