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的北京,大雪初霁。
“昨天的那场雪,仿佛是我们心情的表达,寄托了我们对钱老的无尽哀思。”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李洪这样说。在研究院的大门口,一如十几年来的每一天,钱学森先生的铜像微笑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钱老不仅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更是一个榜样,一种精神力量。而
“钱老一生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李洪说,“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鼓舞着几代中国科学家。”
“1991年,在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表彰大会上,已经八十高龄的钱老曾经谈到过他一生中的三次激动――突破封锁,学成回国;与焦裕禄等人一道被作为先进人物表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真情实感。正是崇高信仰,铸就了他的高尚品格。”中国科学院院士、航天专家谢光选深有感触地说。
与老科学家相比,38岁的武唯强还是一个“小字辈”,虽然无缘得到钱老的指点,但这位科学巨擘的逝去,也让他思考了很多:“钱老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钱老去世后,在互联网上,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重新思考‘无私奉献’这四个字的含义。钱老心中对于个人和国家利益得失的那架‘衡量天平’,让大家反思,让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个人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
李洪说,“航天工程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是依靠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共同攻关的系统工程,强调的是团队精神。钱老所建立起的系统工程科学管理方法、他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研究态度,在今天仍然让我们航天人受益匪浅。”
“1965年,我们自行研究设计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当时,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学、边研究、边设计。”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某型号火箭原副总设计师尚增雨回忆道,钱老当时经常下到车间,到技术人员中间,“他会仔细检查每一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聆听每一个技术人员的工作汇报,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大家都深受启发。”
“我1957年刚刚调入研究院时,钱老主动找我谈话,除了要我更多地学习业务知识,还特别告诫我要多读一点哲学书,要讲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使导弹火箭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谢光选院士说。
钱老留给研究院原顾问徐兰茹老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年“东风二号”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时的讲话:“‘东方二号’倾注了大家太多的心血,试验失败的第二天,钱老就赶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查找故障原因。查出问题的那天晚上,他专门给设计人员开会,他说,‘搞新产品,失败是常有的事,但重要的是大家不要灰心,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成功就一定会到来……’这些温暖人心的话,让我们在失败的灰色心情里,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他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师长,更是我们的精神向导。”年逾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说,“他说,‘外国人能干的,难道我们中国人干不了?’这话对我个人的影响最大,话里所饱含的气概和精神同样感染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中国的航天事业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起步,今天,在火箭研究领域,我们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成功掌握低温发动机、氢氧发动机、高空二次启动技术的国家,取得如此成就的最初动力,就是钱老的精神感召。”
“高山仰止。”李洪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人所做的表率作用。“中国火箭、导弹的研制,乃至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的发展,都离不开钱老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技术积淀。科技发展没有终点,中国航天的后来人将沿着钱老用自己的学识、智慧和心血锻造的科学阶梯继续攀登。”
(本报北京11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