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夕阳西下，正是课外活动的时刻。忽然从校门口进来一辆轿车，停在大操场边，从车上下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一进门便是大操场。校长郑炎迎上前，请他到大礼堂去。那时轿车很少，来人仪态非同一般，大家知道是个大人物，都停止了锻炼，蜂拥着坐满了礼堂。
校长
钱先生一开始就深情地说：“在附中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老师教得好，讲得少而精。如考几何，有三道题。你三道都做了，也对了，但解的招儿很笨，你可能只得90分。若你只做了一道,解的招儿却很高,你可能得100分。附中给予我的这种独立思考精神，我一辈子也用不完。”
附中的高中那时分文理科，钱先生说：“我在理科。毕业时考第二。”在选择大学志愿时，“可上清华，也可上交大。当时想清华刚建校，师资可能差些，就选择了老资格的交大。那时中国最好的中学，北方是师大附中，南方是扬州中学。这两个中学的学生，在交大就形成两派。大学的学习，成了两派的分数竞争，实在没有意思，也没有学到多少真东西。”
“交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学空气动力学。”此后，我从书刊资料上得知，钱先生师从著名的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卡门，在麻省理工学院两间简易平房里，开始火箭实验研究，进行着艰难的科研攻关，硕果累累。钱先生说：“在美国数年的科学研究中，曾将我的研究心得，归纳整理为几条经验，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的对立统一；抓主要矛盾等。事后看到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感到比我总结的那几条要全面深刻得多了。”
钱先生还谈到他回国的经过。我记得很清楚印象也最深的，就是钱先生离开美国时，对美国记者说的一句话：“你们美国人不行，我们中国人行。”
钱先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站在麦克风后娓娓道来，充满对母校的真情挚爱。我们这些中学生饶有兴趣地听着，有时欢快地笑起来，有时又鼓起掌来。有些虽不能完全理解，但与听过的陈赓大将讲长征，前门区委书记魏彬讲地下工作，北大教授侯仁之讲北京历史，空军英雄刘玉堤讲朝鲜战争等报告，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和风格。
走出礼堂，已是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了。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毛主席接见钱先生。同学们看着钱先生与毛主席一起吃饭的照片，回忆着那天会上的欢声笑语，似乎才开始明白钱先生是个多么重要的伟大人物了。
从那时起到现在，屈指算来五十多年过去了，钱先生回国即返母校的情景，始终难以忘怀。同学们聚会时，也常谈起此事。钱先生所讲的“独立思考”、“学习哲学”、“中国人行”、“甜蜜的回忆”这几个主题词，怎么也不能从脑海中抹去。也许是由于听了钱先生的那次讲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注意阅读钱先生的文章，搜集钱先生的讲话，从中又学到很多东西。随着我个人工作和生活阅历的增加，对这些内容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给了我诸多的启迪和激励。给学生授课时，我经常引用钱先生的讲话和观点，学生们也反映很有收益。
真是聆听一席话，获益大半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57届毕业生，北京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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