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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研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拓展方向

2009-11-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箫剑 我有话说

200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前不久再次授予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意味着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认可,也使得国内经济学人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度大大增加,相关的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也日趋活跃。本月初,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等数十所高校的专家学者汇

聚于河南大学,与会者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就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案例研究及其成果应用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交流和研讨。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制度”,是指导与约束人们经济行为的各种规则和习俗,它既包括有形的制度,也包括无形的制度。其中,有形的制度如政府、公司、家庭、垄断集团、社会组织等,无形的制度包括国家制度、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规则等。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准则,它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无意识的自发演进和有意识的人为设计的双向演进统一过程。制度可区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前者指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后者是指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总和。

基于新制度经济研究的视角,“制度”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学者们指出,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一是能够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使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实现均衡。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各种限制,对企业统得过死过多,使企业失去了活力,这就是非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解决国家、社会、群体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都离不开正式制度,需要我们人类赋予制度安排一种智慧的结晶――理性。二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改善制度的效率,能有效协调和激励适宜的行为,约束和惩罚不当行为,从而带来良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可以在制度演进过程中进行有意识地筛选和过滤,留下好的制度,淘汰不科学的制度,改变制度效率递减的状态。三是有利于纠正制度自发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四是制度设计决定着制度的作用效果和利益导向。

与会者建议,制度设计应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激励相容原则、效率原则、和谐性原则、耦合性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等,科学进行制度配置,使制度的结构合理,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与会者还就“经济学中的数学何以如此之多”进行了讨论。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数学语言的应用使经济学知识易于积累和传播。近年国内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运用了数学方式。数学方法的力量在于,整个理论都建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假设基础上,如果你承认所用的假设是合理的,就很难拒绝由这些假设严格推演出来的任何一条具体结论。但与会者同时也指出,数学的严谨性和现实性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我们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不应片面追求数学上的优美,因为目前最高深的数学技术仍不能完美地刻画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丰富实质,从而不能在“经济学数学化”上走得太远。

谈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理论发展,有学者认为,拓展方向可能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更加紧密地结合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形式上完善个体的认知行为模型或者认知理性模型,包括深化有限理性建模和演化理性建模;其次,积极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制度的功能,尤其是深入了解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三,建立一个能够调和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的制度研究范式。

与会者还结合环境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对制度经济学的成果应用进行了交流和研讨。生态补偿是一种制度设计,它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改善或恢复生态功能为目的,对生态保护为社会提供的外部性――生态效益,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分,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与会者建议,中央政府通过界定地方政府在环境产权上的义务与责任,将公众的环境利益委托给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而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目标不一致的时,中央政府还应借助契约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进行制度安排,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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